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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把浴室和脱衣间凑合着隔开的那扇不牢实的木门悄悄地被推开。那开法绝非寻常，象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它推开的。我从母亲身后窥视着。原来是那个可怕的大娘，我没弄清楚她那身西装的颜色和式样，只有那对大耳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穿着鞋就要往里进。说时迟那时快，母亲抓起身旁的水桶，从澡塘里舀了桶水，朝站在门口的那女人身上一下子就泼过去。

我害怕了，也不管事情会如何结局，只知道给母亲助威，两手掬起热水，冲着门口撩去。

当时，母亲那怒不可遏的感情，并不单单是出于对那个女人的反抗，也是由于自己的肉体和内心被人窥探而产生的反感的爆发吧！

跑到外面的那个女人的身影从窗前一掠而过，她临走时甩下的短短几句话，刺痛了母亲的心。那女人的脚步声消失在昏暗之中的时候，脸色憔悴的母亲从浴室的水蒸气中露出肩膀，她不想再洗下去了。

我没有父亲。

即便是他作为一个肉体在地球上存在着，我还是要否定他的存在。

他不是每天一到夜晚就回来的人。与其说他“回来”，倒不如说他“来”更恰当。

“哎，今天，爸爸来吗？”

每次母亲被我这么一问的时候，她总是愣一下。

他来的时候总是提着个大黑皮包。在我幼年记忆的长河里，浮现出他从皮包中取出绿色的画着“狄斯耐”图画的盘子，笑着递给我的情形。他夹着黑皮包，象例行公事似地洽谈生意的人到家里来，在家里逗留。

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异常亲热，非常喜欢我。只要我说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的是他，我想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的也是他。我心里总盼望他来。他来了，我就高兴，那时，我的确是喜欢他的。

但是不久，就在这无所起伏的日常生活里，我曾几度目睹母亲被那人所背叛。他对金钱比别人要多费一倍，然而那时维持我们生活的费用却是靠母亲做零活筹措出来的。

即便如此，母亲仍然相信他。“过了这个关口，只要熬过这个关口”，母亲就是以这样认准一条道的心情，一直相信了他。这还是我最近才听她说的：我就要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必须为我凑足一笔学费，她下决心同那个身为父亲的人商量拿钱的事。内心里也感到有点放心不下的母亲，自己预先已经预备好了钱，可还是希望他会在最后一刻把钱送来。因为母亲愿意相信当父亲的对女儿的爱情，也许就是想以此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但是最后，他辜负了母亲的信任。象这样一个人，对于法律上承认的家庭，却是如期交付生活费的。他甚至还筹措了几十万元作为自己儿子的结婚费用。

“我怎么都行，可是不许你对孩子不一视同仁。”

母亲说，就在那时她第一次想到该和父亲分手了。她一方面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事实铭刻于心，另一方面又好象有点惋惜着什么，慢慢地、在我看来拖得令人不耐烦地同那人断绝了关系。

我快要上中学的那年春天，很少这么早回到家来的他拦住我，对我说：“我以为你上了中学，就谈论男朋友呀什么的，只要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一走，看我不揍扁了你！”

那口气严厉极了。

那时，他的目光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目光，不是把女儿当作女儿，而是象看自己占有的女人那种动物的目光。对亲生女儿的那种猥亵的目光，把我和这个父亲隔绝了。

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他的吧。如果以假定、结论、证明的论说方法来说，也许那时就已经对父亲作出了结论，现在只是证明了过去对他的厌恶而已。

我不爱他，也不希求这种爱情。别人或许会说我这个作女儿的太冷漠吧。事实上，真有几个人面对面地这么对我说过。

开始工作后的一年之间，我过着租房单住的生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她们也从横须贺搬到东京。我们在目黑区的某公寓里租了一套房。等到家里的事和学校的事终于都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入夏以前不久了。一天半夜，我被隔壁房里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我竖起耳朵听着。可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昏暗的房间里的槁扇被拉开了，我看到邻室的荧光灯放着异常的亮光。

——父亲病危。

这突然的消息使我困惑无措，母亲转过身，背朝着我麻俐地穿戴好。

“穿好制服，在家等着！”

她留下这句话就出去了。

母亲走后，大约过了一个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