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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上一发表，当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轰动，在旧派文人中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竟然真有人相信“王敬轩”是个真人，并写信给《新青年》向他表示敬意，而对刘半农的回信表示不满，并向《新青年》要求“讨论学理之自由权”。

通过主动挑战，革新猛士们终于达到了造成声势、以开风气的目的，而封建守旧派分子也开始集结反攻，一场新旧势力大决战终于打响。萌芽在风雨中才能茁壮成长，真理在辩论中才能愈辩愈明。经过一个又一个回合的激烈搏战，新文化最终可谓大获全胜。

大战前的寂寞是难耐的，胜利后的寂寞有时会更难耐。后来的刘半农一心学术，少问世事了，原来那股锐气，大家以为都没了，还因此没少挨最爱骂人的那个周树人的骂。不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次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找到蛰伏了多年的刘半农说：“怎么老不给我们写文章？”刘半农说：“我写文章就骂人，你敢登吗？”成舍我说：“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真的就写了一篇，名为《阿弥陀佛戴传贤》，讽刺当时的考试院长戴传贤只念佛不干事。《世界日报》也不食言，即在第一版发表了此文。戴传贤看了七窍生烟，以查封数日处罚《世界日报》，但对刘半农，却丝毫奈何不得。北大刺儿头多，弄不好扎得满手是血，倒不如放他一马，落得个大人大量，新鞋不踹臭狗屎的美名。

中国人向来迷信又多忌讳，尤其对“死”常常三缄其口，万一不慎出口，也要“呸呸呸”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年轻气盛，又过于偏激，向不讳言死字，甚而至于愤言：“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年届不惑，竟要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为此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些搞笑的东西。因为正赶上张作霖大帅进北京，为避免引起麻烦，该期专刊并没有印行，但其要目却流传出去了。不明内情的人见了，误信为真，相互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吊唁。1928年9月12日，钱玄同41周岁寿辰，胡适针对其“40岁就该枪毙”论，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为钱玄同贺寿。歌云：“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9月12日，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9月12日，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钱玄同读后哭笑不得。1938年夏，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楚报》发消息误为钱玄同，当然又有不少人发唁电寄挽联。

惜乎天不佑奇才！刘半农、钱玄同二人后来都不幸英年早逝。刘半农1934年去世，主办《论语》月刊的林语堂送其一副挽联，下半联说的就是逝者撰文批戴之事：“此后谁赞阿弥陀佛，而今你逃狄克推多（专制、独裁）。”事隔5年之后，1939年1月17日傍晚，钱玄同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这之前，他还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并四处奔走联系变卖李大钊藏书，为其子女筹措逃赴延安的路费。这是后话，此处打住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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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大钊为国人敲响晨钟（1）

有人曾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健将：在《新青年》的同仁中，没有人比李大钊更宽厚深沉了，他以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独立开创了属于他也属于现代中国的一片新天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此生还真是多灾多难。就在出生不久，父母就结伴赶赴黄泉报到，而他自己年仅38岁就被张作霖大帅送上了绞刑架。

李大钊早年就读于袁世凯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1913年冬，他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多后回国，正赶上梁启超、汤化龙筹办《晨钟报》（1918年9月改名《晨报》），当即决定应邀担任该报总编辑。李大钊经营此报抱负远大，决心承担振兴民族、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在该报创刊号上，即刊出了他亲笔撰写的《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等文，“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应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