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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主义的支柱和核心。正是有了这一点，囊括大典和网罗众家才有了实际的内容。他认为，学术上的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该让他们存在，使学生有选择余地。“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他非常欣赏古人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两句话，主张对于教师，“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之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在后来追忆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还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

兼容并包，不是随便说出并可以做到的，它反映了一种气度、一种胸怀，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在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的当时来说，更反映了推行者对新文化的一种坚定的自信。

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过多年的蔡元培，深知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因而能够把政治和学术分得很开。他知道学术不同于政治，其兴衰变迁，不能简单对待，知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因而对于各种学术思想、主张之存亡消长，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这种超然是一种大度，但决不是骑墙或和稀泥。蔡元培自己的学术观点鲜明，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亦很鲜明，但作为一校之长，他没有简单地对待他所不赞成的东西，而是让它们在与新事物的竞争中自然淘汰。这种办法，比对不同观点采取简单批判、打倒的办法高明了许多。思想文化上的东西，并不是说打倒就打倒的，有的是打而不倒；或者一时打倒了，不久又活过来。简单打倒的毛病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旧事物合理的东西一时不易发现和继承下来，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和脏水一并倒掉一样，而新思想不能在与旧思想斗争过程中得到锻炼，发现问题。简单对待某种思想的做法，是基于一种对其他人不信任的心理，以个人或几个人的价值判断，代替其他人的选择，因而毛病甚多。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也使一些旧派教员折服。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被迫辞职，当局欲找一些北大的旧派作些落井下石的文章，而向来大骂新派的黄侃却站在了挽留蔡元培的行列。他对人说：“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黄老先生也应算蔡元培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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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学令》——教授治校

蔡元培多次到欧美留学、考察，西方政治民主思想和教育思想对他影响很深，因而他成为国内主张学术思想自由、民主办校、提倡教授治校的第一人。早在1912年他主持起草《大学令》时，就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并对它们的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

京师大学堂时期唯总监督马首是瞻的衙门作风自不必说，北京大学成立之后，学校权力仍掌握在以校长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正如蔡元培后来所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

1917年，蔡元培主持建立了北大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是当然的议长，评议员由各科学长和各科分别推举的教授代表二人组织，任期一年。1919年以后，评议员除校长和各科学长外，每5名教授选一名代表为评议员，一年改选一次。凡学校章程与条令的审核通过、学科废立、课程设置、教师的审聘、学校预决算等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评议会的讨论决定，才能执行。

评议会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蔡元培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确可以“容纳众人意见”，具有民主讨论的风气。曾任过评议员的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说：“目睹开会时对于各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北大评议会中新派人物占有多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们能支持全校师生的爱国活动，多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