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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进行活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任的日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　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复秩序。”（前引书2，第三十七页）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前引书1，第五十五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五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覆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了，　其情况是，　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至一○三页）。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中略）。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人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至一七七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复秩序。事实上，一月份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洞富华编前引资料集已第一七七页）。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缓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复’的情况，就连宪兵也进行强奸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之事颇费周折，　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前引书2，第四十八页）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