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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做梦都想来这个地方，　我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但是胖老马不帮忙。我想，烈日炎炎，他不想下吉普车也难怪，那就继续走吧。一刻钟后，我们离开了主路，开上通往山脚的碎石路上。“现在可以照相了！”他骄傲地宣布。“我找遍了整整一座山，这里是最佳拍照地点。”　他真是考虑周到，却是出于生意经。跟全中国一样，吐鲁番也是往“钱”看。胖老马说火焰山现在是旅游热点，去年有50万人来这里观光。他兴奋地说：“我们应该在路上竖一块牌子——火焰山最佳拍照点，旁边安排一个人专管收钱，每人5毛钱。那样真是赚大了。”他做起了发财美梦，脸上一副熏熏然的表情。 我读《大唐西域记》前，对玄奘在吐鲁番的经历的惟一了解就是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也限于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是在这里，玄奘凭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获得了西行成功的保障。他来到高昌国时身无分文，头上还有一张通缉令，前途未卜。从这以后，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高昌王为他备齐了一年四季的衣物，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绢绞五百匹，作为沿途送给寺庙的供养。另外还备马30匹，仆人24个，沙弥5个做随从，一路护送他到印度。更重要的是，高昌王给一路要经过的24个国家的君王都写了国书。玄奘对此感谢不尽： “伏对惊惭，不知启处，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悬度凌溪之险不复为忧，……傥蒙允遂，则谁之力焉，王之恩也。” 史实与神话相去甚远。 《西游记》虽然淡化了隐忍、顽强的玄奘，但却造就了一个爱憎分明、一往无前的孙悟空。在多数中国人忍受着强权压迫，生活困苦的年代里，《西游记》给了他们一个多姿多彩的传奇世界，一个宣泄的机会。魔力无穷的孙悟空寄托着人们的梦想：叛逆。至今我读这本小说时，仍像第一次那样激动。《西游记》虽然离史实甚远，但它的流传，使得玄奘取经的故事广为人知，虽然在书中，玄奘变成了软弱无能的唐僧，但也从某种意义上再现了取经之艰难，以及唐僧百折不回的意志。 《西游记》也充满了佛教的精髓。我还记得姥姥说，孙悟空虽然上天入地，除魔降妖，但他有时也骄傲妒忌，贪心发怒，也会办坏事，因此观音菩萨才给起他一个法名“悟空”，就是希望他领悟到自己力量的有限和生命的虚幻。俗话不是说吗，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还是翻不过如来佛的掌心。相反，唐僧心胸宽厚，仁爱无私，慈悲为怀，他有“道”——那也正是他一念《心经》就能让孙悟空听话的秘密。姥姥的话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西游记》最后一段话说得很清楚：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善发普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如果说吐鲁番的火焰山为吴承恩的《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最神奇的背景，那么它的考古博物馆也为我们发现真实的玄奘提供了最好的线索。这里简直像是一个金矿，其中的展品向我们展示着一个丝路王国两千多年来积累的财富：真丝织品、胡商雕像、旅行文献、壁画、卷轴、佛经，甚至风干了的面包和甜点。另外还有玄奘《大唐西域记》残卷，可能是他的弟子赠给麴文泰后人的礼物。 收藏虽然丰富，但大概是资金短缺的缘故，展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展厅昏暗阴郁，布满灰尘的橱窗看上去也像文物一般。展品按照年代排列：从一楼的新石器时代，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到二楼那些发黑的干尸。 干尸陈列在玻璃橱柜里。要是在西方任何一个博物馆，它们都会引来每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这个展厅潮湿闷热，显然干尸保护不到位，全成了深棕色或黑色，　仿佛来自非洲。胖老马告诉我，有一具干尸是一个生前见过玄奘的男人，但已被运到省会乌鲁木齐。他叫张雄，身体魁梧健壮，正符合他武将的身份。他的墓碑上记载着他是高昌王麴文泰的大将军。很可能麴文泰也曾命令他和群臣一起去听玄奘讲经说法，而高昌国倾城而出送别玄奘的队伍里应该也有他。张雄卒于公元633年，即玄奘离开高昌后的第6年。 我凝视着这些橱窗后的珍贵文物，其中很多是史书上记载的，　今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张过所，　一块点心，　一件丝衣，　它们也许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　但却让我兴奋不已。玄奘西行路上所用一切辎重都是由高昌王麴文泰提供的，许多就与摆在我面前的这些文物何其相似。我感觉我看到了玄奘的旅途生活，　看到了一个从书中、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玄奘。 以玄奘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佛教的贡献，以及他与吐鲁番的联系，都应该在这个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