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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5个区委。1936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l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数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力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某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达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达15万份以上。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遂于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宋庆龄等亲往苏州，到关押“七君子”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请求入狱。

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肖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芜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鬼的活报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