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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敌对的一些宏观经济思想学派中，如货币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阻断了共识，并使政客和公众彷徨于没有道路的荒野。在一个领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对立的学派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这个领域是柔弱的，不管其从业者是多么的出色。

对于经济萧条的原因与对策的经济学理解尚没有进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在受到经济学家与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响的经济论战中，双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论点及论据，但论战却无法通过经验性检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由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前见将会给论战者造成迷惑性影响。此外，这场经济萧条，就像上一场经济萧条一样，可能会刺激经济学家进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时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数据。

这一讨论或许有助于解开另一个谜题：为什么新闻界，包括金融媒体和一般媒体，对于迫近的经济危机比经济学家更警觉。不论新闻报道者具有与本·伯南克或者罗伯特·卢卡斯之类的人相关的何种智识局限，他们至少都没有受到来自于经济理论或经济史的前见的羁绊。而且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加贴近现实，这可能使他们得以在消息抵达美联储和学术界之前，就在贴近地气的层面上感知到了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

新闻界和学术界之间还有一个差异。新闻业，即使采纳了《经济学家》杂志那样的稳健风格，也是靠戏剧性报道，即靠冲突和惊恐、矛盾和突变才能繁荣。和房价上涨—相比，经济泡沫和银行破产是更加刺激的商业新闻。新闻记者对麻烦事的预兆充满警觉——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专家和官员们倾向于把记者当作危言耸听者而忽视其警告。

第九章　责任分配（1）

我说过，这场经济萧条的根本责任在私人部门。由于我们时常遭遇经济衰退，要政府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恐怕是不现实的；毫无疑问，我们至多只能期待政府防止某一些经济衰退的发生，并减轻另一些经济衰退的危害。不过，鉴于我们拥有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经历，以及那时候锻造的、预防经济萧条重演的工具，人们可能期待政府能阻止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人们希望，政府在2008年秋天采取的措施以及今年明年将要采取的措施能够阻止这场经济萧条陷入上一次萧条的那种深度。但是，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些措施反映了一种日渐显露的信念：我们真的处于经济萧条之中了，尽管萧条这个词依然是一种禁忌。拯救措施会对经济造成长期的损害。而且，由我们的经济萧条所触发的这场全球经济萧条对于世界和平、对于美国的国际声誉与影响力都有一些不祥的意蕴。

所以，可将经济衰退归咎于市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衰退经常会恶化为经济萧条，在政府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后果中学会预防办法之前，就常常是这样。但是这并没让政府脱得了干系。它未能采取及时而且融贯的措施阻止经济下滑。失败的种子早在始于1970年代的放松银行和信贷监管的运动中就埋下了。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放任了蒸汽泡沫的蓄积，它逐渐把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吹上了天。

不过，如果没有布什政府对于经济的不当管理，可能也不会出现经济萧条。不应该责备布什2004年再次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时候享有崇高的声望；只是后见之明才让我们看出，他的声望是名不副实的，而且在这一职位上呆过十七年之后，他已经因恋栈而不再受欢迎了。而伯南克看起来像是2006年接替格林斯潘的绝佳人选，而且那时候可能确实也是，尽管他继续犯下了严重错误。同年，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之任命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尽管后来再看是错误的。

布什犯了一个错误，就是2002年12月解雇了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劳伦斯·林塞——原因主要是林塞的先见之明：与官方意见相反，他预测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争不会是廉价的（尽管他还大大低估了战争花费）。林塞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经任职于哈佛和美联储，他曾在1990年代警告过网络经济泡沫，而且很可能比布什政府中的任何其他高级官员都更早地发现极为危险的房地产泡沫，并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