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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钟楼　6（3）

终于有一天，王老师失踪了。几天后，传来了他在北京站卧轨自杀的消息。这件事给北京带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一时间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北京站也因此而军警密布，戒严三天。当时的铁路运输本来就因各地红卫兵蜂拥来京大串联而变得混乱不堪，这次终于彻底瘫痪了。据说，北京站直到事发后第二天的夜里才有一列客车发出。

在那段血腥的岁月里，一位流浪街头的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跳下站台，用生命中最后的本钱——年轻的血肉之躯卧在铁轨上，令疯狂前行的血腥列车遇上了一点儿麻烦，令策划于密室的阴谋和横行于阳光下的残暴，起码在北京停顿了一天。

沉默的钟楼　7（1）

1967年北京的冬天干冽而又寒冷，由文化大革命开始掀起的第一波革命热潮也似乎随着寒冷的天气，而在老百姓的眼里变得有所降温。表面看来，旧的革命对象已经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新的革命对象正处在培育和寻找当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一步将砸向哪些人，似乎暂时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和可以成为习惯的指向。很久以后你才知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过后，###才算真正开始和凸现出来，党内斗争、派系斗争、权力斗争等吸引了大部分较高层人们的注意力。原先那些老红卫兵们的父母们、相当多的高级干部们，似乎正在开始变为革命的对象，那些红卫兵们当然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大打出手，当然不能对他们父母的革命事迹和享受的优越待遇加以批判和破坏。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成了保皇派，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沉沦下来，有的甚至转而开始偷尝爱情禁果。红卫兵们开始分化了，造反派们开始分化了，利益和家境的变化是引起他们分化的重要原因。这一部分人的父母或家人昨天还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转眼便身陷囹圄，生死难卜，家被抄得比谁都干净，甚至连一片纸屑都不放过。过惯了贵族式生活的他们被轰出了深宅大院，毫无生活保障地流落街头，成为了社会所唾弃的狗崽子。尽管在他们心里坚持认为自己的狗崽子称号与黑五类子女的狗崽子称号有着截然不同和本质上的区别，但现实中境遇上的相同，则使他们无暇也没有资格再对原有意义上的革命对象口株笔伐，大开杀戒了。老百姓们正是由于这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和最早行动起来的群众基础的涣散，才得以些许喘息的。

黄圆和叉子一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北京的。那时已经临近春节了。他们这一趟走了三个多月，据说是到过不少地方，逛了不少风景名胜，吃了不少各地的美食，听说了不少风土人情，捎带着也打了不少架，几乎是全胜。最巧的是他们居然在昆明碰上了来黄圆家抄家的那拨红卫兵。是叉子最早发现他们的。跟踪了一天之后，叉子纠集当地的红卫兵，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他们一顿。这一架的好处是当时出了气，坏处是令对方从此结下了仇，而且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底细，甚至连名字和学校都被对方了解得一清二楚。叉子估计回到北京后，那拨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对叉子说，人也死了，家也抄了，再这样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对黄圆和黄方没有好处。但叉子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可以保护他们。他说他跟红卫兵是死对头。他说他出身贫农，本来是可以参加红卫兵的，但学校里的红卫兵不许他参加，还说他是流氓，并被他们抓起来遭受过毒打。他说自己不是流氓，从没有做过流氓做的事，他只是打架，跟那帮欺负他、瞧不起他的高干子弟们打架。他的打架与好斗，是被那帮人欺负了好几年后逼出来的。他结交了一帮学校里的穷哥们儿，他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互相保护，不再被人欺负。叉子他们回京前给你发了电报，你和黄方去北京站接他们。刚一见面，你便把王老师卧轨自杀的消息告诉了叉子，他听后神情愣愣的，半晌没有说话。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他停住了脚步，仰望着巨大的时钟，嘴中喃喃着，“在外地就听说这件事了，但没有想到会是他！到底是在哪儿？”“不知道，”你说，“只听说他是从站台上跳下去的。”叉子听后没有再说话，而是径直朝候车大厅走去。

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大串连的红卫兵。他们有的组成了方阵，在那里高唱着革命歌曲，有的则东倒西歪，把这里当成了临时住所，臭气熏天，脏乱不堪。叉子面色铁青地四下里巡视着，一幅悬挂在滚梯上的巨型标语引起了他的注意。标语上写着：“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