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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的河道虽然没有稻草的沉入，但生活垃圾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

熟悉与陌生（6）

这是乡村留给我的新的记忆。我不知道，那些被污染的河道有无清洁的可能？在这个村庄生长的孩子们，会不会终于有一天不能下河游泳，甚至有一天这些河道终于被垃圾填满？想到这些，我有时感觉自己血管里的血似乎也发黑了。那条哺育我的河流黑了。

也许，这些杂乱无章的秩序，真的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前现代”和“现代”的混杂，而“后现代”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在乡村中出现了。

从七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写毛笔字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校的专栏，大队的大批判专栏，特别是后者，几乎我是一个人包下来的。此后，大概将近二十年，我差不多很少去拿毛笔，毛笔成为我书房的装饰，而这一变化又始于毛笔字从乡村生活中消失。这些年，我开始重新练习书法，或者说恢复写毛笔字。不必说年轻一代，我们这代人几乎连钢笔也很少使用了。签名笔的流行，以及电脑打印的广泛，书法几乎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消失，除了那些还以书法为生的人。

在大一、大二两年寒假，我负担最重而且也最热心的工作是为村上的乡亲写对联。我读小学的时候，村上的大部分对联是我爸爸写的，爸爸那时的书法开始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行书特别流畅和遒劲，而且是字越大写得越好。可惜，当时没有意识到让爸爸用宣纸写几幅字。到了初中，我开始帮爸爸裁红纸折格子。这项工作并不好做，人家送来的红纸是算好的，只会少不会多，除了大队部送来的红纸会宽余几张。你得按照人家的需要裁成几副，就像裁剪衣服一样，有时还要套着裁。万一我把格子折错了，本来是九个字我却折成七个字，而爸爸又没有数格子便径自按照九个字写下去，这副对联就作废了。如果这样，我们就得拿自己家的红纸给人家写。

差不多有大半个村的春联都是我爸爸写的。大年三十的前几天，送红纸到我们家的人络绎不绝，我先问清楚写几副，然后再写上户主的名字。堂屋门、房门、厨房门的对联长短都不一样，好在村上人家都熟悉，约略知道门框大小长短。这纯粹是服务，需要自己倒贴墨汁和时间，如果我裁错了纸折错了格子，还要赔上。我从读初一开始，不满足于给爸爸当助手了，开始跃跃欲试，而且会说爸爸哪几个字写得不好。爸爸连续写了几天，确实也毫无兴致，便说，我来裁，你写。我开始不相信，看他真的搁下毛笔裁纸去了，我就站到他写字的位置上了。我受爸爸的影响，从小的爱好就是书法，终于可以写对联了，就像学徒出师一样的兴奋。但笔落到红纸上，我就发现自己还不会悬腕，而且对联上的字远不及我平时，自然和爸爸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一九七五年读初中，到我上大学的一九八一年，正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时期。村庄和学校也陷在政治风暴之中。学校会配合政治运动出专栏，要用毛笔抄写；我们大队是学大寨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先进，不时要出各种专栏，都需要用毛笔抄写。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等，各种各样的专栏，我都是学校和大队的主要抄写者。经过这样的抄写练习，我的毛笔字大为长进，开始从容自如，甚至得心应手，在我们整个公社都有些名声。此外，我又临摹毛主席诗词手迹，至少做到形似。在一九七六、一九七七那两年，大队和公社的许多人家的堂屋里都贴着我临摹的毛主席诗词手迹。这个兴趣后来突然终止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熟悉与陌生（7）

在当时的乡村，有两样活儿是一个人地位的象征：算盘和毛笔字。从镇上到村庄，有些知名度的人无不以会打算盘或者写毛笔字闻名。算盘曾经是中国最通行的，也是唯一的计算工具，乡村里的帐目自然也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书法和算盘都很厉害的，在全公社，我爸爸是其中一个。我对算盘没有很大的兴趣，但一直喜欢写毛笔字。我爸爸的算盘在五十年代末期就闻名全公社，年终算帐时总是被请去打算盘。但我更觉得毛笔字远比算盘重要。爸爸从来不自夸自己的毛笔字，他说公社有谁县文教局有谁写得很好。但我后来看到了这两个人的字，我觉得未必。和爸爸相反，到了我开始取代爸爸的位置给村庄的人写对联时，我觉得我的毛笔字是超过那两个人的。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春节，我差不多给大半个村庄的人家写了对联，除了行书，还有魏碑。我有时会在庄上的小巷里漫步，欣赏那些门框上贴着的我的作品。

这个状况正是乡村文化结构和文化变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