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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做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衫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消盐铁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全人口百分之一。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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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2）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两百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国本部出土。约五十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地向西迁徙。有些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一千名志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两万五千人，有次竟号称七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地向边荒远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一千八百年，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亡，提出较为合适的解释。

后汉创业之主刘秀符合时下所谓“士绅阶级”之称谓。他虽出于帝裔，只因年代长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远。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不过县令。刘秀年轻时以长于农业上之经营著称。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还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黄不接时贩卖谷米。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属的身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这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凭空武断地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与这样的一种运动。将私人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