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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唐宋帝国发展背景上看来，实系“大跃退”。唐宋是外向的，明朝是内向的。唐宋是“竞争性”的，明朝是“非竞争性”的。朱元璋曾谓：“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又谕户部，称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杨炎都是坏人。他的经济眼光可以下面这段“圣谕”概括：“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明实录·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页2141，2681~2682。（卷135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条及卷177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条）。

这种传统保守的经济观念，也由实际的政策使之具体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大量打击官僚缙绅、巨家大族，以至如《明史·刑法志》所云：“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土七百亩以上者只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其全部名单都可以送呈“御览”《明实录·太祖实录》，页3643。（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癸巳条）。。商贾之家则不得穿绸纱。全国居民不许下海。政府所用一部吏员，以及衙门里的斗级皂隶都系民间差役，即器皿弓箭、文具纸张也系无代价向里甲征来。行兵役之“卫所”，则系向元朝制度仿效造成。一方面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一面不去铸钱，只好滥发纸币。唐宋政府人员参与物资的制造与转运，明朝的户部则是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4）

总而言之，明朝的政策，缺乏积极精神，虽然严格地执行中央集权，却不用这权威去扶助先进的经济部门，而是强迫它与落后的经济看齐，以均衡的姿态，保持王朝的安全。朱元璋承接宋元的历史背景，对王安石新法又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并不是完全没有他立场上的着眼之处。但是他的历史观与世界潮流相悖，则显而易见。明朝的社会，也不是所谓“封建制度”。封建集地方分权之大成参阅卜德（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pp�49…92。注意卜德提出中国的封建只有先秦的一段。魏晋南北朝间虽有若干封建因素，已不成为封建制度。又可参考笔者所著《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载于Expl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1982）；内中也有明代社会非封建的分析。。朱明王朝在经济方面退缩收敛，但是政治上仍变本加厉地行中央集权。说到这里，我更要提及上述天候地理因素。朱明王朝也都与它们有关。我们读吴晗的《朱元璋传》，劈头第一页第一段就看到元至正四年，即1344年，淮河流域的旱灾蝗灾加上瘟疫就是给朱元璋创造大明帝国的一种机会。我们提到治水的重要，而元朝末年贾鲁在黄陵岗修筑黄河动员大量河工，又没有适当的供应，就酿成元末群雄起义的可能。而蒙古色目人歧视汉人，也是给汉人反抗的一种动机。归根结底，则游牧民族军事的组织强迫中国政治体系做相似的一元化。地理的因素决定历史，虽未直接言明，这是中国二十四史的一贯要旨。

然则今日我们读明史及二十四史，却不可能继续这种要旨，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广大的帝国，以“黎民不饥不寒”，“七十者可以食肉”等低水准平等思想作基础，已经无法维持。五四运动之后，我们更已经看出传统单元的组织，早已使中国在人文上也赶不上时代。这给研究历史的人士，尤其是我们研究明史的人士还有一个更大的警觉。则是我们必须了解西欧经济发展的经过，这也是我将提及的第三点。

第三，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及所谓资本主义的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这更给明代史一种特殊的意义。

1972年夏天，我去英国剑桥逗留一年，协助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他一见面，就嘱咐我注意以上四件事情相互关联之处，我至今还觉得在这里他的见解有独到的地方可是这篇文章不在与李博士合作范围之内，作者必须申明，文责自负。。

欧美社会因为科技发达，分工繁复，所以说某些问题是经济问题，某些问题是社会问题，还讲得通，可是要用这种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