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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差距很大，乡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市城里人讲的话，总觉得他们讲话不诚实。我也发现我们村里人讲话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讲得慢，也没有他们讲话那样轻。与普通话的差距就更大了，当地把普通话称为“偏言”，只有来我们生产队的住队干部才讲“偏言”，大部分人也听不懂。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住队干部用普通话讲了一大堆，最后让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检查，谈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老太太讲，你的“偏言子”我没有听懂，气坏了住队干部。大队书记忙着解释，我们队上的群众水平不高，没有听懂领导的讲话，不要生气。有些像抗日电影中对付皇军的情景。

小学毕业后，因为公社中学给我们学校的名额很少，照顾贫下中农的孩子还不够，我的家庭是“四类”家庭，更是排不上号。我哭着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学当老师。走后门成功了，我上了中学。

我上的是社办中学，我想是为了区别村办的学校，正式的名称叫“东泉中学”（我们的公社叫东泉公社，现在已经改名叫马跑泉乡了）。上中学后，许多老师讲普通话，我听起来比较费劲。化学老师就是讲普通话。他说，物质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原子结构的图。世界是这样的？我带着疑惑去问叔叔，叔叔告诉我：“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世界是怎么构成的，重要的是你身体不好，得过肾炎，中学毕业回生产队已经参加不了重体力的劳动，要抓紧中学的时间学习一两门吃轻闲饭的手艺。现在我们村里没有电，但是过几年一定会有电，所以，你要学电工，会接电灯，会装开关。还有，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多，墙上写的标语口号多，你要学习写仿宋体字和黑体字。”我后来苦练了一阵写标语口号，到现在仿宋字写得还不错，但是有了电脑，我的这点优势也显不出来了。

命运比我设想的好得太多。改革开放了，爸爸平反了，来了一辆解放牌的卡车，把我们全家人的东西拉进了城，瘫痪的妈妈没有担架，我和爸爸用床单临时做了一个担架。到了城里，我们借住在一位爸爸的老同事家，汽车开不进胡同，我和爸爸用担架抬着妈妈，一只手还拖着丢了鞋的弟弟。城里人都探出头来看我们这跟难民似的一家人，却没有人来帮我们，我感到城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14岁。

《易经》中有“否极泰来”一句话，我想对应我们家的情形正好。

20年过去了，命运没有让我去当农村的电工。我已经开始给城里人盖房子，城里人叫“房地产开发商”。这种叫法绝不是抬举人，房地产开发商一般名声都不大好，如果有人叫你“房地产开发商”，尤其在电视剧里，十有###是在骂你，远没有“盖房子的”中性一些。

小时候吃的苦，让我养成了一切从简的习惯。讲话不要讲废话，也不要讲永远正确的套话。干活别摆没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建房子也少一些没有用的装饰和建筑符号。现代建筑中假惺惺地去模仿古代的建筑符号，中国的建筑去学习欧陆风情等等这些形式主义的建筑，我都认为是在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现代建筑中有一种思想叫“极少主义”“少就是多”，我能够理解并接受。近些年我们盖的房子最重要的思想是“极少主义”，尽可能少的线条，尽可能少的色彩。世界本来不复杂，是人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流水，没有多余的东西和动作。当有多余的东西出现时一定是发生了问题，比如癌症。

又过了几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电脑、互联网。我想随时随地地打电话，于是有了手机；我想随时随地地办公，于是有了笔记本电脑；我想照相不浪费胶卷，于是有了数码照相机；我想不整天趴在桌子上画图，于是有了AUTOCAD……

2004年的春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把我运到了我的老家。我始终没有在这里用我已经练好的仿宋字写一条标语口号。沿路还是有许多的标语口号，但是内容不再是“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之类的口号，而是计划生育、退耕还林、###的内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了，从山头一直到山脚下，铺天盖地的黄，一直深入到我的心里。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家乡是如此的美丽。我想拿出高级的数码照相机，但是又想，再高级的照相机，也不如人的眼睛，我要用父母给我的眼睛和心，感受家乡这醉人的油菜花的美。

我去了我的小学校——那座供奉着菩萨和家神的庙。在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看到了我当年用过的土坯做的“桌子和凳子”，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