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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于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办法。”

最后，这场人质危机是曲线解决的。当地驻军的首领张将军答应收编一股土匪，但是有一个条件：释放传教士。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与绑架传教士的土匪谈判，用800吊铜钱从绑架者手里赎出了传教士，然后完成招安。

这个价格似乎只比当时的土票稍高一点，不足12万元开价的1％。之所以能够成交，是因为另有一种利害计算。这股土匪不能敲诈另外一股土匪，不给面子，就意味着将来结仇，在长期关系中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风险。通过这一系列算计，官府没有屈服让步便救出了人质，赎票者没花多少钱就得到了招安，绑匪没有白忙还落了人情。大家都高兴，危机就这样摆平了。

买命计算之二

1929年5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颁布了《清匪奖励办法》：凡军警搜捕匪首一名，赏现大洋三千元。搜捕匪徒一名，赏现大洋一千五百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每名发抚恤金五千元，士兵发一千元。

张学良出手阔绰，命价开得太高了。1929年12月，东北各省制定出实施细则，给土匪的命价打了三折，官兵的命价分别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规定：捕获匪首一名，赏一千元，捕匪徒一名赏五百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发抚恤金一千二百元，士兵发八百元。这些经过修改的价格，与当时土匪绑票的要价比较接近，更贴近市场行情。

这里出现了两个命价：土匪的命价和官兵的命价。土匪的命是官兵们拼命夺来的，买土匪的命，等于买官兵去拼命。为了简明，我们只讨论官兵的命价。

军阀买官兵的命，不同于亲属赎买人质的命。赎票买命，好比百姓买粮是为了自己吃。军阀买官兵的命，好比糕点厂的老板买粮是为了加工出售。在军阀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高于命价本身的价值。不过这种投资的风险非常大，使用不当，很可能血本无归。张家父子是打天下的人，需要考虑的因素多，账目比较复杂，不容易算清楚。本文开头提到的福建械斗就比较好计算一些。

皇帝听到的汇报说，小姓械斗是因为不堪大姓的欺凌。这种欺凌，很可能体现为某些争议田产的分配和占用。历史上，福建、广东一带的械斗，往往为了争夺产权不明的沙田，而田地的价值是可以算清楚的。小姓为了免于欺凌而博命厮杀，意味着欺凌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值得雇人拼命，或者用本族的人命去换。大姓也认为，为了维护欺凌小姓的体制，即使付出人命的价钱也是合算的。譬如，死了20人，支出命价800元，而夺到的田地价值很可能超过1000元——而寥寥数元钱恐怕难以挑动众人集体拼命。

买命争利是历史上的寻常事，在国际上也不新鲜。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九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向关东马贼开出的命价如下：

1。凡生擒俄兵者赏银四十元，抓获军官者加倍。

2。凡击毙俄兵缴获其肩章、军帽、刀剑者赏银十五元，击毙军官者加倍。

3。凡缴获俄军良马者赏银三十元。

4。战斗中负伤者赏银五十元，战死者加倍。

5。凡勇敢善战建功者，给予破格奖赏。

除了上述赏金之外，日本还负责向关东马贼供应武器弹药，发放军饷，承诺战后安排工作。结果，数以千计的关东马贼多次与俄军战斗，切断俄军的电话线，充当日军的向导和侦察员，甚至直接冲锋陷阵。在日俄战争中，关东马贼为日军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的这笔投资得到了丰厚回报。俄国则相反，丧师失地，血本无归。

买命计算之三：重大历史事件

我读到过的数目最大的人命计算，发生在1230年。《元史》列传三十三，有两处耶律楚材劝皇帝不要杀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千万平民的性命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如何决定其生死，如何估量其价值。

《元史》说，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多数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储存。因此，窝阔台汗即位的第二年（1230年），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重大建议。别迭等人把国库空虚归咎于农业，误以为汉族农民对国家财政没有什么帮助，不如空出这块地方放牧。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