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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贵刊刚刚发表了一篇评论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不公正的，所以我要求你们准许我保留在你们的栏目里进行反驳的权利。

先生们，你们这个评论家一边承认我的小说〃显然出自一位作家之手〃，是一位〃有头脑、艺术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一边又显然是别有用心地板着面孔说我写这篇小说是给那些最腐化堕落的罪犯和最没有教养的人读的。先生们，我并不是说罪犯和没有教养的人除了报纸之外就不读什么东西了。他们显然不可能理解我的什么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撇开他们不谈，且让我谈谈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更宽泛的问题。作家在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所得的愉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愉悦，他所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愉悦。艺术家关注的是对象，除此之外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至于人们会有什么闲言碎语他更不在意。他手里的工作已把他牢牢吸引住了。他对别的人也很冷淡。我写作是因为写作最可能让我获得最大的艺术享受。如果我的作品能有几个读者喜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没有一个人喜欢，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痛苦。至于群氓们，我根本就没想做流行小说家，而要做，那真是太容易了。

你们的批评家试图把艺术家与他的话题硬扯到一起，这真是犯了一个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对这一点，先生们，你们是根本没法辩解的。济慈是自希腊时代以来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说过：他在构思真善美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与想到假恶丑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一样多原话是：〃诗人在构思伊阿古时和在构思伊摩琴时能获得同样的愉悦。使纯洁的哲学家感到震惊的东西却会让诗人兴奋不已。〃见济慈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渥得斯的信。原注。先生们，让你们的批评家考虑考虑济慈所作的这种优秀批评的意义吧！因为艺术家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工作的。作家总是与他要表达的话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他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他就要对之深思熟虑。他离自己要表达的话题越远，他就越能更自由地工作。你们的评论家暗示说，我没明确表示过我是喜爱罪恶厌恶美德呢，还是喜爱美德厌恶罪恶。美和丑之于他只是如画家调色板上的颜色之于画家，仅此而已。他知道只有依靠它们才会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并且确实做到了。伊阿古在道德上可以说是可怕的，而伊摩琴伊摩琴，莎士比亚《辛白林》一剧中Cymbeline的女儿，Posthumus的忠实妻子，是贞妇的典范。译者则是完美无瑕的。就如济慈所言，莎士比亚在创造某个恶人时所获得的快乐是与他在创造好人时获得的快乐一样多的。

先生们，这个故事必然会戏剧化地围绕着道林·格雷的道德堕落这个问题发展，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故事情节也就没什么主题了。保持这种暧昧不明而又奇妙无穷的气氛就是杜撰出这个故事的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我敢说，先生们，他已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在道林·格雷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罪恶。而道林·格雷有什么罪恶倒没人知道了，因为他的罪恶是发现了他身上的罪恶的人强加给他的。

总之，先生们，我真是非常遗憾这样一篇毫无价值可言的文章竟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人们说《圣·詹姆斯报》的编辑应雇用加利班加利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恶精灵。译者作为他的资深批评家《圣·詹姆斯报》在6月24日发表了一篇庸俗下流的文章，名为〃狗的幼年时期研究〃，并随后开专栏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王尔德写了四封信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最后一封信（6月28日）的结尾几句话是：〃总之，先生们，请你不要迫使我因为每天的攻击而不得不写这些信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无聊的麻烦事。因为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就让现在这封信作结吧，我请求你让我的小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不朽声名吧。〃原注，我本认为这句话是玩笑，现在看倒可能是真的了。《苏格兰观察家》不应该准许瑟赛蒂兹瑟赛蒂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因嘲笑阿基琉斯而被杀。译者在评论中大做鬼脸，他不配谈一个如此杰出的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7月31日（？）泰特街16号

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从王尔德寄出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后，该报又就同一个问题刊发了一封署名为查理·威伯莱的信，信中提到了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都德和马洛。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