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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另一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向你倾诉点什么。”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

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手机，右胳膊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满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儿，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床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　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脱，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