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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被盗的诗集。生活就是这样和我开玩笑。”

此后他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盗印本。其中有《年轻的梦恋——汪国真诗集》，出版者署名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没有责任编辑，封面还印着“最新、特集”四个大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已郑重声明此书是盗用公司名义印刷的非法出版物。

还有一本《梦中的期待——汪国真抒情诗精选》，出版者署名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奇怪的是上面又有一个作者署名叫：针诚。其实它是最不真也最不诚的。

汪国真气愤地说：“这些盗印本冠以‘最新’，实为最旧；冠以‘精选’，实为胡编。还有的盗印我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上的‘致读者’，伪造我的亲笔‘签名’。经过这样的伪装，盗印本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里面则是粗制滥造，错字连篇，从纸张到印刷、装演、版式设计、校对都不负责任，质量很成问题。这既影响了我个人的声誉，也欺骗了读者。”

盗印本仍继续不断出来。

手持盗印本让他签名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现在时常感到很困惑。”他说：“对盗印本揭露多了，会影响读者对我的诗集的信任；揭露不够，读者会继续受骗。真的，我不知道面对这些盗印本该怎么办。”

著名老作家钱钟书先生也陷入了《围城》盗印本的重重围困之中。

1991年9月的一夭，钱钟书先生意外地收到不知什么人寄来的邮件。打开来，是一本新出版的《围城》。

谁是作品的主人（5）

这本书注明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但老先生并未授权该出版社出版此书。

书的封面呈银灰底色，左侧是三幅电视剧《围城》的剧照，右侧上方是两个红色大字书写的书名。这种封面设计，与钱老先生唯一授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完全不同。

很明显，这是一个盗印本。

在这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收到一位读者寄来的“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其封面是绿色的，没有剧照，版权记录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相同。社里打电话到石家庄，问花山文艺出版社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未出过《围城》。”

在这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了来自山东、黑龙江、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来信和电话。读者和各地出版管理部门纷纷举报，他们那里出现了假冒的《围城》。这些假《围城》大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外观相同，其版权页上作者、出版者、印刷厂、发行单位以及版次、书号、开本等标记一应俱全。只是定价大不相同，有定价三元八角的，有三元九角的，有四元七角的，有四元八角的，有四元九角的，有四元九角五分的。据估计，出现在各省市书摊上的《围城》盗印本在十种以上，印数达二百多万册。

钱钟书老先生一向不为世事所扰，在家里安心做他的学问。但面对着这汹涌而来的非法盗印浪潮，面对着《围城》所遭受的这种大肆“围剿”，他的心难以平静。

他是很注意自己著作的出版印制质量的。过去出版社出版他的书，封面设计都要经过他同意。书名一般由他或他夫人杨绛女士题写。他认为出版是件严肃、庄重的事情。而眼前的盗印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有的整页字迹模糊，有的数页数页地缺漏或重复，而且错字连篇。有一个盗印本印在封底的小说简介仅二百字，就错了四个字，“未婚妻”错为“末婚妻”、“苏文执”错为“苏文纵”。还有的把“犹太人”错为“无太人”、“赵辛嵋”错为“赵羊媚”。有的一长段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有的则在文中夹杂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如“☆”“？”“×”之类。

钱先生太气愤了。

做学问这么多年，文坛上的各种奇闻丑闻怪事情怪现象，他见过的多了，但还从没有见到过这么猖獗的盗印者。这分明是对作者著作权的肆意践踏，对作者声誉的极大拈污，同时也是对广大读者的卑鄙欺弄，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蓄意破坏。

他提起笔，给责任编辑写了一封信：“盗印本纸质劣，印刷拙，恶俗封面擅加，而售价昂贵…　…　盗印牟利，无法无耻，胆大脸厚，乃至于此！”

他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权处理盗印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闻出版报》报眼位置发表“郑重声明”如下：

“最近，在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发现不法书商盗用我社名义或以他社声义非法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