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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1925）　主张把吗啡皮下注射作为一种“奇妙疗法”治疗消化不良，减轻心脏病病情。“注射吗啡似乎与吞服吗啡有很大的区别。没人有任何不良反应。我们大家每天都用它作为安定和安慰手段，而疼痛在另一方面肯定是不幸和疲倦的先兆。”他很快为他早先的热情而后悔，到了1870年，他开始怀疑吗啡注射，“尽管没有口服鸦片常有的不良作用”，会引起因烦躁和精神不振带来的吗啡欲。奥尔巴特读了尼梅耶尔的报告，证实了他自己的临床经验。他在约克夏有9名神经痛女患者，注射吗啡达三年之久。“她们和从前一样，似乎远没有治愈。她们都从不停的注射中找到安慰，都声称没有针管，生活难以忍受。”奥尔巴特担心，现在注射吗啡被作为一种戏剧性手段带入情感小说中，的确可以说它已经到达时尚的顶峰”。由于这些负面报导的结果，化学家阿尔德？莱特（1844—1894）开始试图分离出一种高效但不致瘾的吗啡替代品。1874年他把吗啡与乙酸酐一起煮，获得了一种没有引起太大注意的物质。只是在1898年，一家德国商业实验室首次将他的发现市场化。这种物质最终被命名为海洛因，它的历史值得留给后面的章节。

列文斯坦建议病情一旦缓解，应立即停止注射吗啡。他的建议没有考虑病人患慢性病，会重新注射以减缓周期性病症所带来的危险。的确，虽然人们对此不太了解，但一个人只需连续消费10天到两个星期的鸦片剂，就会产生生理依赖。一个病人甚至病两个星期就很危险。列文斯坦立场坚定，一定不能给病人留皮下注射器让他们自己用。痛苦的疾病和失眠使处于恢复期的病人紧张、压抑和自怜，因此他们夸大一个健康人会忽略的身体每一个细微变化的重要性。如果吗啡注射在生病的最糟阶段有所帮助，而且他们很容易得到注射器，当他们担心疼痛或又出现不眠之夜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抵挡住。在普鲁士，1800到1801年的法令禁止向普通群众销售鸦片和鸦片制剂，规定含有鸦片的处方没有医生的许可和续单不许再用。1872年德国皇家法令试图限制药商供应吗啡。尽管有这些规定，化学家和药剂师继续把吗啡卖给德国公众，继续执行吗啡注射的处方而不经医生的许可。同样；　当19　世纪60　年代英国致命鸦片药剂过量的水平致使医学总会反对用鸦片剂自疗的时候，药协游说保护药商的利益。由此产生的1868年《药物法》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意外的和自杀的鸦片死亡人数几乎没有减少，虽然儿童死于过量鸦片的人数有所下降（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百万分之二十点五的死亡率，到1871年的百万分之十二点七的死亡率和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百万分之六点五的死亡率）。能够花得起钱看医生的人，用处方取鸦片剂几乎没有困难。鸦片为基础的专利药不受1868年法令的限制，虽然不再可以从日用品杂货商那里买到，穷人们仍然可以从药柜上买到。1868年法令建立在自愿自律的基础上，不比四年后德国皇家法令执行得更严。

第四章　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3）

欧洲的吗啡注射经历在美国重现。1856参观爱丁堡的时候，美国产科医生福迪斯？巴克（1817—1891）得到一个皮下注射器；　他后来拿到纽约使用。在19世纪50年代末，外科医生爱德华？沃伦（1828—1893）开始用柳叶刀和注射器，做皮下吗啡注射，因此确立了他作为美国皮下注射先驱的地位。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皮下注射器才被接受为美国医师常用器械的一部分。美国毒瘾史界的老前辈大卫？科特赖特指出，美国鸦片瘾到中世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医疗问题。他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832—1833年和1848—1854年美国霍乱流行期间，以及1847—1851年痢疾流行期间，用鸦片剂治疗患者。许多美国医师重复了尼梅耶尔和列文斯坦在德国发现的错误。即使他们连续10天以上给病人用吗啡，没有造成病人上瘾，但他们把吗啡、注射器和使用说明交给了病人和病人的护理，对于患者增加用药频率和数量，没有任何控制。1868　年美国医学作家霍勒斯？戴问道，“学会了用奢侈享受取代白天剧痛、晚上不眠之夜的秘密，可以信赖他们对自己的需要能正确估量的病人，他们在哪里？”当患者把断毒的痛苦归咎于他们的病症时，上瘾的危险就减少。但如果患者知道他们的痛苦是由断毒引起的时候，上瘾的危险就增加。同样，如果患者知道减轻他们病症的毒品名，上瘾的风险加大。正如一个英国医生1875年所说的那样，“曾经体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