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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学”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为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本的是：“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草民慨叹：这样的人物，当今已是很罕见了。人人都无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图，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张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而且准备把它付诸实践。他在内阁中，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么就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心怀天下与苍生，这就是张居正的鸿鹄之志！

【内阁里掀起一场车轮混战】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咕碌碌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嘱》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随声附和。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