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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毁坏相妥协一样。在俄罗斯显然也存在着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因素。例如，国家拥有储量丰富的天然资源，公民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准很高，拥有数量众多、需要复杂工艺的生产部门、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和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凝聚了数百年的民族财富和文化财富，民族觉悟的增强，进取精神、主动精神的提升，语言优势——上述所有一切都成了继续支撑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大厦的支柱和承重结构。

但是，无论是公民还是整个国家，都应当考虑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影子经济，它在俄罗斯的出现并非犯罪集团组织渗入经济领域的反映，而是国内居民和实业界对混乱和专横、对外行的虚弱政权、对腐败行为以及没有正常经济立法的自然反映。

在俄罗斯，调节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的法律还非常有限。美元在这里可以自由流通，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划定，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个体贸易，存在着盗版电脑软件和影视产品的非法市场，来自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的“打工仔”——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靠警察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进行认真地研究、调节，在很多时候还需法律支持，而非简单粗暴地禁止。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政府拒绝继续执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在俄罗斯搞“经济专制”时所使用的各种强硬措施，而是选择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行。为了遏制不断复杂的严峻局面，普里马科夫政府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某些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政府没有选择从根本上消除痼疾，而是让矛盾缓解下来，只尝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他不能不考虑即将举行国家杜马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现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届政府都应该感到自己是临时性的和技术性的。

但在2000年底，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必需的稳定，而国内经济也摆脱了严重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国民经济不至崩溃、国民避免饥寒交迫，俄罗斯执政当局已经不能满足于仅仅解决局部问题，他们需要努力为未来做准备，为未来10～15年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效的、符合国家利益和机遇的政策基础。今天，国家领导层无权搞那种不依靠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改革。

当然，也有很多只能由专家们进行专业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局部问题和专门问题。不过，还是应由全体人民参与讨论那些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改革的方向问题，而不是单单吸引职业经济学家参加。怎样总结2000年全年度工作，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例子和看法。

不逢迎外国的“最高权威”

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0年7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宣读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长时间都在进行选择：是等待着别人为我们提供建议、帮助和贷款还是立足我们自身的特色、自己的力量，并以此为支柱来发展国家。要是俄罗斯继续衰弱下去，我们的确不得不去做这种选择，那将是一个弱国的无奈选择，也将是一个软弱者的选择。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强大是惟一现实的选择。强大而自信国家的选择并不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强大的国家为敌，而是要和它们和平共处。”　这是普京立场的主要出发点。

俄罗斯需要研究世界所有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自己民族经济的国家、从殖民时代的停滞和衰落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或者是那些70～80年代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发展市场关系的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就连斯大林也曾经允许邀请几百名德国和美国工程师、专家来苏联进行合作并为苏联提出建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注意限度。

从高度集中的防御型向自由市场型经济过渡，从单一意识形态体系向多元化意识形态体系过渡，从专制向民主过渡，从超级大国地位向更为谦虚的国际地位过渡，从惟一的苏联向松散的独联体过渡，从与西方进行冷战向双方展开合作过渡，从完全禁止、责难私有财产向支持私有财产过渡，从合作社制向私有化过渡——这些就是过去10年新的俄罗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情势和条件，这些都没有任何可类比性。

因此，立陶宛的范例并不适用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将一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选举为自己的第二届总统。

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忽视了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