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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医院，才避免了更危险的情况发生。

下乡不久，杜恒昌就被推举为宝日格斯台牧场革委会的常委。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造成他的右小臂骨折。

那是一匹白青马，小有名气，曾被卖到外地，走出几百里后它从卡车上跳下来，自己又跑回牧场。这个马非常暴烈，喜欢前腿腾空，站立起来，嘶嘶吼叫。分给了北京知青谢小琴，她骑不了，杜恒昌就跟谢小琴换了马。结果有一次这匹烈马前腿腾空时，一蹄子刨断了杜恒昌的右小臂。

场领导一再动员他快同父亲联系回内地治胳膊。可老杜没告诉父亲。他就在当地接好了断骨，场革委会副主任刘凡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养伤。

后来父亲从来信中发现杜恒昌的字迹大不如前，反复追问。杜恒昌这才说他右小臂骨折，改用左手写信。然而他没料到当地医疗水平低下，接错了骨位，导致了他右臂肌肉萎缩，小臂只有鸡蛋粗，仅能提起7斤重量。

骨头折断，为什么不回内地去治？

用老杜的话说：“为这点伤跑上千里地去治疗不值得。人家牧民跌伤断骨，不都在这里治吗？至于我的手，只要它将来还能劳动就成。”以后，老杜跟人聊天时，常常探讨骨伤。他曾找赤脚医生郑桂媛询问过：按照蒙医的说法，给一头羊宰了后，把接错骨的手臂放进羊肚子里，过一段时候，骨头就会自己松开。这可否当真？

赤脚医生告诉他，不可能！只能动手术。

知青们都闹不明白，骨头接错了，老杜为什么不回北京治疗？既不是没时间，也不是没钱。

可能老杜的父母当时都去了干校，不在北京，他回北京连个住处都没有；也可能是受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主义教育影响，觉得这算不上重伤，没必要浪费时间治疗；还可能是工作忙，各项工作一个接一个，哪里都很需要他……

场领导见他的胳膊畸形了，正好有一批良种牛犊要从呼市接回牧场，就派杜恒昌和接牛犊的同志一起去，顺便让他到呼市医院治疗一下。可杜恒昌到了呼市大黑河种牛场，就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整天忙于调教这批待运的淘气牛犊。他左手拿鞭，右臂被白绷带吊在胸前，天天在郊区的旷野奔走。来呼市一个来月，去了几家医院检查，都因为要他留下住院而作罢。同伴也劝他留下。老杜还是那句话：“算了，我的手能干活就行。现在工作很忙，没心思住院治。”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12）

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负担。一次放牛的时候，他呆呆坐在草地上，默默流泪。无意中被同伴陈力民发现，后来在怀念文章中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杜恒昌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他解马缰绳的时候，被马刨伤了右臂。当时，他只‘啊呀’了一声，用左手握着伤臂，咬牙忍受着，只是大滴的眼泪不住地滚落，连额头和鼻端也浸出汗珠。他有极强的忍耐力，是条硬汉子。但他这一次落泪，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

胳膊残疾了，还总疼，怎么不让杜恒昌愁绪满怀，心情沉重？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全身心投入工作。他陪着这批牛犊，风餐露宿，回到了宝日格斯台草原。这批小牛犊，一头头活蹦乱跳，活泼可爱。而杜恒昌又黑又瘦，胸前还吊着那只半残的胳膊。

场领导听说烤电能治疗骨伤，想让他去盟医院烤电，他没同意。见他手臂残疾，又打算安排他留在场部机关工作，也被拒绝。他返回了泰勒木，经常把沙袋缚在右肘上，锻炼臂力，希望能尽快恢复右手功能。

杜恒昌平时说话不多，更不爱说漂亮话、空话、大话。跟人交往时，对方不论是领导还是群众，他都很礼貌，毫无北京知青的傲气。他越不张扬，越引人注目。不久，他就被推荐参加了西乌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讲用会”。独臂北京知青冯启泰也参加了此会（在帮一位蒙古族老大娘搬家时，马车翻了压断一条胳膊，因治疗延误，回北京做了截肢。伤好后，拒绝了有关部门让他回北京工作的安排，重返草原，克服了很多生活上的困难）。杜恒昌听完冯的事迹，立即扔了自己原来的讲稿，上台只讲自己的差距和不足，表示一定要向冯启泰学习。回牧场传达大会经验时，场领导要杜恒昌按最初的讲稿介绍一下自己的事迹，不要总讲别人，可他还是只讲冯启泰怎么怎么不简单——因为他自己胳膊残了，最知道少一条胳膊有多么不方便。比如，这蒙古腰带就很难系。

他为人厚道。对别的好人好事，发自肺腑地敬服，毫无嫉妒心。他能受到重用是靠自己的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