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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厌食

1899年，感化院监督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在其报告中承认，“由于连续不断供应单调的汤和煮肉，而完全没有烤的或炒的食物，从而缺乏味道，因此产生了多发的厌食。”

官方增加一些监狱食物种类的尝试引起了争议。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强硬者对关于金斯敦感化院在圣诞节向囚犯发放葡萄干布丁的报告感到义愤。一些人呼吁回到面包加水的制度。

囚犯们私下里地发现了自己补充他们食物定量的办法。小卖部和看守们的膳食中的食品总是消失。

金斯敦感化院的鸽子是监狱美食家们四季不断的佳肴。从感化院建立之初，这些鸟就被认为是美味。厨房的职员保留了一把弓箭来射鸽子。一个世纪之后，这种愚蠢的鸟依然落在感化院的院子里和炖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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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监狱看守

一个男人出现在铁栅栏门后面。他穿着制服。他的双眼机警。他的样子紧张、警惕。

他在这儿多久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他怎么承受得了？这给了他什么呢？

来访者试图忘掉所有关于监狱生活的书籍、电影和杂志上的文章。这个人肯定不会像那些陈词滥调所刻画的那样。

穿制服的这个人掏出钥匙，打开了牢房的门。

看守们现在被正式称之为矫正官员，被囚犯们非正式地称之为公牛、猪、马子和驽骀等。他们做的是我们社会中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在违背那些由于犯罪而被社会（和法院）拒绝的人的本意的情况下关押他们。

司法服务者始终被打上一定的烙印。就像G·K·切斯特顿写的那样：“尽管某些刑罚比另外一些更不人道，但是实际上不存在人道的刑罚。只要19个人在任何方面或以任何形式主张把的20个人关押和使其产生中等痛苦……全部程序一定是为了所有相关的人来羞辱一个人。”

从最早期开始，狱卒和刑讯者以及刽子手和绞刑吏都不仅仅被恐怖地看待，而且还被轻蔑地看待。即使到了20世纪，矫正官员依然不愿意透露他们的职业。

作为商人的狱卒

在18世纪以前，看守所仅仅是通向绞架和断头台的中转站。看守所的狱卒不需要任何专门技能来处理囚犯——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看着那些不幸的罪犯在行刑之前不要逃跑。

那时，狱卒是商人，监狱是通过购买或政治赞助获得的一项特许经营。通常不涉及薪水——狱卒的收入是从囚犯们身上压榨出来的。因此，看守所常常被称之为‘负债人拘留所’。

在18世纪，看守所的囚犯自己负担各自的食物、水和稻草。他们为光线、空间和隐私付费。他们为会见来访者、往外寄信和接受基本医疗的权利付费。在最差的看守所，他们还要为避免挨打、被鞭打、被带锁链或被‘忘在’地牢付费。

狱卒有许多赚钱的办法。有些狱卒把囚犯作为奴隶劳动力使用，使他们成为出价最高的土地承包商。狱卒还可以强迫女囚犯卖淫，从每一次卖淫交易中分成。狱卒甚至从囚犯们从面街‘乞讨架’上获得的施舍中提取一定比例。

但是，最赚钱的东西是囚犯和来访者都可以在其中消费的监狱酒馆或‘酒吧’。在18世纪，声名狼藉的英国伦敦新门监狱至少开了3个这样的酒吧。这一古老的传统很难去除。到1844年，代理店看守所的看守仍然向囚犯出售麦酒。

看守们的贪婪是传奇性的，对于囚犯行为的漠不关心也是如此。只要囚犯付了钱，看守们就让他们为所欲为。如果即使发生了抢劫和强奸微弱囚犯的事件，在看守们看来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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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士兵的看守

监狱变成了准军营

在改革者的眼里，很难说是看守们的冷酷还是囚犯们的道德紊乱更令他们吃惊。

这不是感化院缔造者们想要在新的、经过改善的监狱中雇佣的那种看守。约翰·霍华德在其《1777年监狱的状况》中称，在挑选看守时首先要关心的必须是找到“诚实、积极和人道的人”。

改革家们要的是作为文职官员的对国家负责并接受官方监督的新看守。法治将被扩大到既包括看守又包括囚犯。

在感化院里，看守们享有更少的权力，但是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依然必须防止囚犯脱逃，但是现在还应当控制囚犯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