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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商业社会，但我坚持认为，相对于挣钱而言，求知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企业为我提供赞助，所有的花费都是我自己付出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为它付出。诚如您刚才所猜测的，我经历过一些坎坷和艰辛，当我回想这些经历的时候，它们却是那样地令人感慨和有意思。

有两个原因让我决心放下一切，开始漫长的旅行。今年12月19日是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我希望写作一部新的作品献给这个特别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也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对我的老师和编辑郭良原先生做出了承诺。于是，过完2008年的春节以后，在元宵节的前一天动身，一直走到中秋节，经过整整7个月的时间，终于如期完成旅行计划和写作任务。

问2：您的治学路径与许多同时代的学者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您的这部作品中，您以管理学的视野，对三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做了在很多细节上的反思和评述，让我们看到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的另一种形象。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您是否想过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不仅仅是治学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态度。对于我来说，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真实是做人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虚假地活着，并且错过我们的人生。真实也是做学问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建立起许多虚假的理论，却无法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只有纯洁的心灵才能懂得什么是真实。然而，世俗的灰尘会玷污我们的心灵。就像透过一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们也能看到真实，但真实已经被染上肮脏的色调，甚至被扭曲了。我们需要把窗户擦干净，或者干脆把窗户打开。

其次，面对真实并不是容易的事。有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良知，只有少数人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你就面临选择，是坚信自己，还是追随世俗的社会？这就需要有独立的人格，乃至于莫大的勇气。

答问录（2）

做人是这样，做学问也是这样。就像我现在研究三国文化，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是不是真实，但所有对于真实的怀疑都会导向我的自省。我会问我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吗？”　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良知到达真实。如果我的良知没有问题，那么真实就没有问题。

人活着就是为了发现真理，其余的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寻找与迷惑。比起讨好公众来说，追求真理无疑更有意义。我不需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平衡。我愿意和每一位读者分享我的发现，但我不会为了赢得公众的好感而讨好他们。我是那样地爱着生活，爱着人类，可是爱与讨好并不是同一回事。

问3：从《水煮三国》到《管理三国志》，再到这部《千里走三国》，您一直都在从管理学的路径看历史，从历史学的路径谈管理。那么，这三部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像您这样不辞辛劳地千里走三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资费，您认为值得吗？

《水煮三国》2003年初版，而后畅销于海内外，至今已整整五年。我便一“煮”成名，就像《细说三国》的黎东方先生当年所说那样：“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我不再是一个追赶电梯的上班族，也不再从事卖弄聪明的管理咨询工作。因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财务自由，我能够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或者外出讲学，或者回家写作，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我喜欢的书。

与此同时，我也常常为《水煮三国》中那些精彩却失于###的论述而惶恐不安。我的语言是灿烂而有机锋的，我也很善于嘲笑现代管理学遇到的问题，可是在那些语言和问题的后面，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吗？惶恐之余，便发了一个宏愿，要认真研读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作为改过自新的证明。我开始试图从“用人文历史来诠释管理”的写作方式，走向“用人文历史来研究管理”的求学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水煮三国》之后的几部论著，其中就有《管理三国志》。

事实上，《管理三国志》最初是我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一个课题，后来根据课件和录音资料整理成书。在一次又一次的讲学中，有许多历史学和管理学的难题被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我也因此进入得很深很深。比起五年前，我已经变得深刻多了。在《管理三国志》里面，我提出了一系列贴有成君忆标签的管理学理念。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怀疑我。也许，我可以置之不理——可是我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