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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

我写过之后，传给冬辉，冬辉写后又传给雪莹，雪莹说她早已写过了，就翻着看别人写的，她看了一会儿无意识地对蒙说：“你的名字最简洁，一个字就够了。”

“嗯，”蒙答道，“有些人偏取四个字，附庸风雅。”

她恁大胆，坐这么近竟说别人的坏话。雪莹和蒙都笑了起来，连冬辉听到也笑了。我想接着说取一个字是半拉姓半拉名，两头残废，却没敢说出来。

每次下课我都有充分的借口扭着头和后面的一些人说话，而有时蒙也抬起头来与雪莹说话，我们的目光没有相碰，却在远处的一点交汇。

中午放学时胡英在窗外喊我，胡英是我们一个村的，现在在九班。本来这学校还有一个我们村的叫顺子，他却在一年前突然不上了。

胡英来找我，我似乎有预感他要来，又好像不是预感，是冥冥之中觉得这件事好像发生过一遍似的，包括他以下说的话。

“你往家打电话没有，现在咱庄上有没有非典？”

“没有啊，我昨天才打过，现在整个驻市就有几位，哪能轮到咱那个小村庄。”

村里只有我家有电话，他挂念家乡，又说：“你再打个电话，问我家人都好吗？别让村子里人外出。”

我与胡英一块出了学校门，来到一个电话亭旁，真的，这件事好像发生过了。

我将要取电话，我知道下面他将有个动作，但我想不起来了，他说：“别动，”他从兜里掏份卫生纸，把电话包好递给我，“你没看别人在公共场所都戴口罩吗？这个电话不知有多少人用过。”

我只觉得非典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可怕，尽管整个小城内此类的宣传乱飞，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生活。

我拨号时，胡英再次叮嘱：“把嘴离话筒远点。”

电话响了两声，我妈接着了，我问：“妈，俺爸呢？”

妈说：“在村口值班哩。现在全村都有人在把守，不准外人进入，小学已经放假了，外出打工回来的人都被关在小学里。”

“噢，由于非典，五一不放假，我们这个月可能不能回去了。这是胡英担心家里，才让我打电话的，胡英家和全村都没事吧？”

“都没事，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免得走动，你们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啊。”

“好，好，我挂了。”

“好。”

打过电话后，胡英去伙房吃饭，我则懒得去吃，在操场走了一圈又回到班里，只有保儿还在位置上坐着，我来到后排说：“你咋还不下去吃饭啊？不饿吗？”

他正在看《西方近代史》，我又问：“你啥时候买的这书？”

“昨天，”他说，“我现在看历史书比看文学书有兴趣，我准备把所有的历史书都看一遍。”

“历史不是用来相信的，而是用来借鉴的，我倒不想去看，连历史课本我都懒得背。”

“这有道理，不过专门的历史书还不一样，跟历史课本的感觉也不同，不信你看看。”保儿反驳说。

我也没翻一下，保儿又说：“走，我们到外面吃饭去。”

由于非典，一些饭店都关门了，我们进一家馄饨店，里面也没有几个人，保儿要了两碗馄饨，我们边吃馄饨边谈话。

我对保儿说：“你是否有过，突然之间觉得哪件事好像发生过似的，正在经历时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过后恍然悟到发生过的，就是说以前已经发生过一遍。”

保儿说：“你认为是因为啥？”

“我想这不是错觉，但我又不知道是什么，科幻上说是人的脑电波速度偶然间超过了时间的速度所致的结果。”

“不会的，”保儿笑道，“用恩格斯的解释说是人的主观意识的想象，就像你常想象自己拥有一间房子后会怎样地摆设，由于想得久了，这个形象会在你的大脑中有个大致模式，当某天你到达某间房子时，房间的摆设与你大脑中的模式差不多，你就会有了这种感觉。这样看来《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第一次见面可以用唯物主义来解释。”

他说的有些道理，保儿与我认识几年了，有些观点我们极为一致，起初我们刚认识时都极为崇拜周恩来，后来我们又同时发现只有把周恩来拉下神坛后才能正确认识我们的好总理。

就向他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从小身上有一种‘魔’，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魔，由于不经常出现，而且出现时的能力很小，我就从未在乎过，也就过了就忘，只有到下次出现时才想起来。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