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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河床几十年里已抬高了20米！淤积问题没人认真研究，也没人敢提。他给中央写内参反映淤积问题还遭到不测，有人要告他。直到邹家华副总理批示并拨500万元处理淤积问题，他才解脱……

段局长说丹江口大坝设计使用寿命100年，现在已过去近40年，此时调水加高大坝，质量没问题。但今后的60年，对大坝的质量呵护，必须百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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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的丹江口大坝，它的质量问题备受世人关注，尤其是它今天就要担负起中线调水的重任之时，这种关注更是萦绕人心。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里，了解那个“不真实”年代里的“真实”。恰是这宝贵的“真实”，呵护了“失去科学理性”年代的科学，进而最终呵护了丹江口丰碑般的大坝。

文伏波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即水利部长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当年，丹江口工程决定上马，他带领长办工程设计代表组（以下简称设代组——笔者注）直接驻进了丹江口，负责提供设计图纸和各项技术要点，他一驻就是10年。文伏波记忆了他经历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教训让我们至今内心痛疼，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对于科学与人格的坚守，却又呈放大状让我们充满敬重和钦佩！

文伏波：1958年8月，我率领部分设计人员驻到工地。开初是与工程指挥部的施工技术处一道工作，以后，考虑到设计与施工有相互制约作用，按照水电部的意见，设代组与施工技术处分开，在总指挥部党委领导下，独立工作。长达10年的现场设计工作，我亲身经历了大跃进期间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停工整顿、复工到基本建完的全过程。

今天回想当年一度过分强调精神变物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带来的不尊重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造成的一些损失，令人痛心。当时每每午夜惊起，与同志们奔赴基坑检查，深恐基础开挖处理中留下隐患。在当时气氛下，虽然提出的口号是“速度第一，质量第一，勤俭第一”，但实际上遇到速度与质量发生矛盾时，往往是降低质量要求来满足速度要求。

作为流域机构和设计部门，为了适应当时的施工现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首先，尽量从设计上采取措施，简化施工，以利于保证质量。由于当时只有极少量的专业施工队伍和机械设备，大量的是民工，湖北省委制订了“政治挂帅，加强领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先土后洋”的施工方针。长办于1958年11月初即将原拟定的混凝土双墩大头坝坝型，改为结构较简单的宽缝重力坝坝型，以简化施工。基础开挖和处理的好坏是大坝稳定的关键。长办于1958年12月提出了“丹江口混凝土大坝基础开挖爆破技术要求”，力求控制指导基岩开挖。为适应浇筑能力，有利于温度控制，我们及时地将坝段分块，由原设计的3块改小为5个柱状块浇筑。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1）

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蔓延到丹江口工地，致使工期一再缩短，进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两步走”施工方案。第一步在1959年汛前大坝修建到能起滞洪作用，1959年10月1日以前修到137　米高程，争取一台机组发电；第二步在1960年5月以前，工程全部完工。施工组织上采取了左翼、右翼两大兵团同时作战的临时突击劳动的组织形式。到1958年底，现场以民工为主体的施工人员达8�7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与质量的矛盾十分突出。记得在右岸河床坝基开挖时，工地有人提出用机钻钻深孔爆破，并开始实施。这样势将超过允许装药量，破坏基础，造成严重后果。我速将此情况电告长办主任林一山，林及时向周总理报告，随即接到水电部通知禁止放大炮，并同时通知右岸导流底孔下游的混凝土护坦不能取消，当时工地有人提出全部取消护坦。周总理直接过问质量问题，引起了工地的重视。

在1959年1月到1962年主体工程停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以国务院、湖北省委、水利电力部名义，曾先后组织了六次质量检查……

1960年，丹江口工程进入第二期施工。这时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在工地广泛传达，工地党委又提出了“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挖潜力，掀起一个以大坝为中心的施工高潮”，将全年混凝土浇筑指标定为160万立方米，这几乎是以前的两倍还多，压力很大。工地全部精力集中在完成这一高指标任务上，放松了机械化施工的沙石系统、拌合运输系统、制冷系统等施工手段的建设。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