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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胡斯曼很同情他们，但是并不认为盟国会参与任何与俄国敌对的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一个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曾就读于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样意识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那亚是瑞士人的首选港口，如果它被共产党控制了，他祖国的经济将遭受影响。魏贝尔知道，如果他参与密谋，并且被人发现，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便将被葬送。但是，一项有沃尔夫参加的计划激起了他的兴趣，他答应合作——当然，不是官方的，因为这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一个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促进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瑞士军队中的高层情报军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国的谈判者秘密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　杜勒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通常认为他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含糊其辞的头衔。但是，瑞士的新闻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认的人物。他是威廉·J。　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代表。杜勒斯是一位长老会神父的儿子，一位美国部长的孙子，还是另一位部长的侄子。他曾在他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行业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随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赠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极其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尤其喜欢偷偷从饭馆后门溜进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2）

在胡斯曼打电话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　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们，他有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件双方都将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两位。”他说道。当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由他的助理先去见见这“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举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泽·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位大学教授，一位作家。在纳粹上台之前，他还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曾参与起草《魏玛宪法》。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着。他认为，这一联盟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回答，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制的最终信念。

小格韦尔尼茨在法兰克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并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希特勒上台后，他将他父亲的信念付诸实践了。他认为，在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一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结识了他，并对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觉，如果能够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某种方式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将迈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办事处时，请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介绍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礼貌地听着，但心中充满怀疑——这太离奇了——不过他说，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他将再同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是否格韦尔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愿意直接同齐默尔或者多尔曼谈谈。

“可以安排一下。”格韦尔尼茨回答。会面结束了。

帕尔里利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获悉了同杜勒斯的接触。他决定放弃通过教皇或英国人进行谈判的努力，派多尔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贝尔少校秘密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过基亚索边境，在那里，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会见了他们。让两人惊讶的是，多尔曼的表现是与他们平起平坐，而非身处一个哀求者的地位。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判出一个“公正的和平”，以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说，德国没本钱讨价还价，在战争结束之前幻想西方国家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纯属愚蠢行为。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但是却侧耳倾听，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