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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支持文法学校的承诺时，他们感到他背叛了他们。我之所以在委员会的辩论中意外地取胜，使工党删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条，就是因为两名工党议员故意缺席。

在后来我接管影子内阁教育部时，党的政策小组已提交了一份报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确定。它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我们已决定把重点放在改善初级学校上。二是为尽可能减少11岁以上学生选拔制的辩论，我们强调地方教育当局在建议保留文法学校或建立综合学校上有自主权，以代替工党强制推行综合学校的政策。

支持这个计划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会数数的人不断上升的趋势，改善儿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实际上保留文法学校的最好办法是反对中央集权。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错了的话，将大量费用花在幼儿园、小学教育及教师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从长远来讲我们就不能捍卫文法学校，或者就此而言捍卫私立学校，不能捍卫直接拔款学校，甚至是实行分离制的综合性学校。

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现实许可的范围之内，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后来，我得知：对某些人来说，我走得太远了，我被任命为教育事务发言人后不久曾应邀出席教育新闻记者在伦敦的坎怕兰饭店举行的午餐会，是在那里，我了解到这一点。我不但为文法学校辩论，而且也为现代学校辩论，那些在学业上难以出类拔萃的孩子事实上可以在现代学校中获得自我表现的机会和个人尊严。如果他们与那些学业上更加优秀的孩子进行直接的不断的竞争与相处，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如果人们希望的话，我也完全准备看到11岁以上学生选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时候对孩子进行考试。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转到当地的文法学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们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开发。我确信太多的现代学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这个弊端可以通过提高其教学水平来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学校的水平。参加坎伯兰饭店午餐会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好像同意我的观点。此外，我所面对的是怀有敌意与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见的人。不只是他们认为我错了，而且他们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这类事情。这使我惊奇地发现那些为公众提供教育信息的人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保守党的教育政策中还有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我极力争取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无条件地承诺将学生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并成功了，只是负责财政的人们对此持有疑虑。我还在保守党于1970年初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讨论会上提出、竟选宣言应赞同拟议中的成立新的独立的白金汉大学的计划，遭到特德·希思的强烈反对。尽管有基思·约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持，我还是没有成功，但至少最后我被允许在某次演讲中提及这所大学。我从来也未明白为什么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对这件事。

保守党在1月底2月初的一个周未，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召开的政策会议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并非是人们经常说的那样。那种“保守党在塞尔斯登帕克饭店进行激烈争论，导致保守党政策从根本上向右转”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达成一致，并已写入竞选纲领的草案里。我们曾花费了好多时间仔细斟酌。我们已经对我们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闸述。我们关于工会改革的建议已经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现了令人有些费解的向右转。工党已经完全放弃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没有必要再谈及是否需采取某种“自愿”收入政策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显然，雷吉·莫德林对我们没有提出解决所谓的“工资膨胀”的计划而感到不满。事实上，这个竞选纲领既回避了货币主义的观点，也回避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只简单他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工党的高税收，货币贬值政策。工党的强制性工资控制是一个失败，我们不会重蹈其覆辙。”这种说法看似糊涂，实为明智之举。

但这又使我们后来遇到一些麻烦。竞选期间，高税收引起通货膨胀的谬误论点使中央总部写了一个短评，而这个短评使工党后来得以宣称：保守党说他们能够通过减税来一举降低物价。

由于新闻界对塞尔斯登帕克饭店会议的大量报导，我们似乎成了能认真地对英国的未来政策进行长远考虑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罗德·威尔逊攻击希思是“塞尔斯登人”又帮了我们的忙，它使我们平添了几分脚踏实地、善于争取民众的右翼政党的色彩，这对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冲淡作用，总之，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