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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时，这些可怕的事件就发生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使我感受更深。

第二夭早上，我在圣十字架教堂做弥撤。教堂里的气氛非常虔诚，仪式安排得细致得体，与英国圣公会拘谨的虔诚仪式和格兰瑟姆卫理公会非常简单的仪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唱诗班唱着我不熟悉的波兰赞美诗，使人更加兴奋，因为我不懂它的诗句：因此迫使我试图从音乐中想像教徒们向上帝乞求了些什么。虽然我对这一切很陌生，但它给了我一种欣慰的感觉：在跨越了国界与教派的信徒们的友谊中，我成了他们许多人当中的一员。

可是，当神父站起来布道时，我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家注意的焦点。人们转过头来看我，向我微笑。

神父讲完道后，仪式还在继续。做完弥撒后，我被邀请站在了圣坛的前面。当我站上圣坛后，一排排的儿童向我献了小花束，他们的父母在一旁鼓掌。

在与苏联的长期斗争中，我总是认为，我最坚强的盟友是东方集团里的普通人民大众。虽然真正的差异将不同的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分隔开来，但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是非常相似的：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孩子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一个人们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国家。

当一位读者将我这两部自传读到这里时，他将要读完一份工作忙碌的、富有成果的并且总的讲来生活是愉快的记录。我希望今后一段时候情况仍然会这样。但是写自传不仅迫使我要进行更多的内省，而且甚至要把我的一生看成是某种已经做完的工作，好像出版商提出的最后期限更加重要，所以，一位活着的政治家能合理追求的墓志铭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已作了回答——不是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要作出一个公平的定论，必须首先要问：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取得的最好成果是什么？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告诉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不幸都转瞬即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更不用说决定未来，在私生活中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们在这些前景上继续有所作为。同样，作为首相，当时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给予我的继任者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比我在1979年不满的冬天所继承的那个国家要好。我努力这样做。虽然也有一些挫折，但我可以声称我取得了许多政绩。1——990年，英国人民更加自由了，更加富裕了，内部纷争带来的苦痛减少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享有更好的世界和平前景。但是在政治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这些成就会是永恒的吗？这些成就会倒退吗？有些新的争议或云雾现在不及一个手拿大，它们今后会毁掉这些成就吗？

自然，我对这类问题有兴趣。我至少有一般人的自负，但是除了下面最一般性的（并且是最令人沮丧的）答复外没有其他的回答：它们是人类的成就、因此是建造在沙子上的。

可是，这一沮丧必须具备两个限定条件。首先，大的政治斗争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随后的冲突可能在某个时候似乎要扭转这一结局。但事实上，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战场，这个战场已被早期的胜利所永远改变。所以，最后的状况可能包括了最近的胜利者原本所反对过的许多特征。最终，工党政府可能在英国上台。可是，即使它上了台，它也不大可能对80年代已经私有化的工业再实行国有化，也不会恢复1979年的98％的最高税率，也不会取消所有的工会改革，更不用说执行1——983年工党竞选宣言中所包括的一些建议。在有些中欧国家，原先的共产党人（打着各种旗号）已经重新掌权，但是他们没有迹象要恢复中央集权经济或警察国家，更不用说要复活华沙条约。罗纳德·里根和我在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将来很可能发生与我们志趣不符的变化。但它永远不会变回到我们恰恰反对过的状况。

我的第二个限定条件是，我们的经历既已成为过去，因此不能修改。就像一条生命已经结束，对它永远不能改变一样，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点起义中被杀害的年轻的犹太人，他们将永远完不成他们的学业，养不了家，不能为他们的社区服务，也不能决定自己的一生。苏联存在了74年，对亿万人民来说，那段时期就是他们整个的一生，对那些活下来能看到1989年的“丝绒革命”和1991年苏联流产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别人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一段经历。

但是1979年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削弱和自由的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