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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消灭敌李仙洲集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敌46军；任该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在工作中利用这一内线关系；千方百计地策应我军作战；坚定灵活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交给的重要使命。

早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初期，蒋介石就把李宗仁、白崇禧的46军由海南岛调至青岛待命。随后该军调至淄博，在李仙洲的统一指挥下向我鲁中解放区进攻。该军军长韩练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当时为蒋介石所赏识，亦为李、白所接受，实际上是代表李宗仁、自崇禧利益的人物。该部队从进攻解放区开始就惧怕被我军消灭，极力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一直不满，但对我了解不够，有一定戒心。杨斯德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及时向我方提供情报，作战中尽量迟滞、约束敌军的行动，干扰敌作战计划的实施，在我军包围了敌军后；促使韩练成放弃指挥，造成敌军大乱，策应我军彻底消灭敌人，取得莱芜战役大捷。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举行著名的淮海战役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为了夺取这一大决战的胜利；要求争取驻守在运河一线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原西北军冯治安部两个军起义。为此；华东军区领导派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深入该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做掩护；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策动该部的起义工作。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杨斯德在该部长期建立的工作关系和地下党员经过周密的部署；积极开展活动；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按照华野首长的意和规定的时间胜利地举行起义。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该部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万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让出了运河防守阵地，使我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直下徐州以东包围黄伯韬兵团，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顺利实现了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这次起义的成功，是我党对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领导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在强大的军事形势配合下，依靠政治争取取得的胜利，它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说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一行于5月14日离京，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当晚，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名代表卢瑞龄、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

对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杨斯德说：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们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不让第三者插手”（2）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1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