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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开两个多小时。所以王德清平常住在厂里，只有周三轮休时才回家。王德清在家的那一天，总是早早地起来做饭，好让妻子和女儿多睡十五分钟。

董桂兰前晚备课备到很晚，早上起来就有些头昏脑胀。小灯倒是准时睡的，只是睡得不怎么踏实，董桂兰破铜锣似的咳了一夜。所以母女两个虽都醒了，却依旧赖在被窝里，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掩着嘴呼呼地打着哈欠。

“小灯你这一夜踢蹬的，小达小达地喊。谁是小达呀？”董桂兰问。

小灯怔了一怔，半晌，才蔫蔫地坐起来，说妈你睡糊涂了，我不认识什么小达的。

天冷，暖气稀薄如鼻涕，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小灯跳下地，老鼠似的东钻西窜满地找鞋子。去年买的棉毛衫棉毛裤都有些小了，胸前已经鼓出两个小小的包，瘦骨零丁的裤腿里，竟有了一些内容。王德清热好了牛奶，进门来催，半截身子伏在门框上，突然就不动了。

“桂，桂兰，我们小灯长起来了。”王德清喃喃地说。

“跟她们班同学比，还是瘦。小小年纪，整天闹头疼的，唉。”董桂兰捏了捏小灯的肩胛骨，叹了一口气。

小灯觉得遍身贴的都是眼睛，就赶紧窸窸窣窣地找毛衣套上。钻出头来，把衣服抻平了，撸下了一地的眼睛。一扭头，突然看见了董桂兰脸上的血迹。

“妈，你怎么了？”小灯指着董桂兰的下巴问。

董桂兰用手背擦了擦，说这颗痣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出血。今天看医生，要些药膏抹一抹。

都洗漱过了，三人就坐下来吃早饭。早饭是牛奶面包，小灯勉强喝了一小杯，就搁下了，去拿书包。董桂兰追着让把那剩的都喝完了，三人就兵分两路出发——小灯上学，王德清陪董桂兰去医院看病。

董桂兰那天穿的是一件印着蓝花的灰布对襟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羊毛围巾。棉袄很新，在肩膀袖肘处绽出许多厚实的皱纹来。风很大，围巾一出门就给刮得飞飞扬扬的，像一只折了翅的鹞子。早上洗完脸董桂兰抹过一些防裂霜，茉莉花的香味被风吹送得很远。天开始下起了雪霰子，窸窣地砸在地上，仿佛是过年炒花生栗子时沙粒滚过铁锅的声音。这些颜色气味声响构成了小灯对健康的董桂兰的最后印象。

都走到路口了，董桂兰又跑过去，往小灯手里塞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小灯只觉得董桂兰那天走路的样子有点怪，一脚高一脚低的，好像鞋子里进了石子。

“万一妈回不来，你中午自己买碗面吃，牛肉的。”

当时无论是小灯还是董桂兰都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语成谶——董桂兰在这个清晨从家里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当时就给留在了医院。

肺。肝。癌细胞已经爬满了这两个部位。可是癌细胞最早却不是从那里滋生出来的。发源地是那颗已经在她下巴生长了多年的黑痣。董桂兰得的是恶性黑色素瘤，晚期，早已转移。从最初的诊断到最后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董桂兰是在腊月二十五晚上死的，她终究没有走完她的本命年。

董桂兰的死正符合了当时一些关于教师待遇中年知识分子健康问题之类的时髦话题，所以就被演绎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追悼会上，各级头面人物都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蜂拥而上。学生，家长，同事，领导，众人都哭得惊天动地的。

可是小灯没有哭。小灯的眼睛若两个冰窟，有寒气徐徐流出，将一张脸都凝聚成霜。哀乐声中董桂兰的骨灰盒被递到了小灯手里，小灯的嘴唇翁动着，轻轻说了一句话。众人不知道小灯说的是什么，只有站在身边的王德清听清楚了。

小灯说的那句话是：“你骗了我。”

当然，也只有王德清明白小灯的意思。当年把小灯领回家的时候，一路上小灯只问了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她一连问了三次。小灯问你们会收留我多久？这一句话问得董桂兰眼泪涟涟。董桂兰搂了小灯，反反复复地说：“一辈子，一辈子，我们一辈子都和你在一块。”

葬礼完后回了家，王德清就病倒了，高烧，一阵一阵地打着摆子。小灯端了药，喂王德清吃了，突然问：“你呢，你也会走吗？跟她去？”

王德清看见小灯的脸，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棱角尖利起来。那尖利是一层外壳，裹住了所有其他的情绪，而害怕却如一片雾气，在外壳薄弱之处冒出丝丝缕缕的马脚。王德清抱住小灯，抚摸着小灯马鬃一样硬挺的头发，忍不住号啕大哭，哭得一脸鼻涕。

“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