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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关系。再说那姓沈的后来在广东才有了几个钱，不是就守不住他原来的生活格局、天天泡在珠江的花船上鬼混了吗？

其次是他的随缘和人情味，以及务实的作风。在他偎红依翠的一生里，几乎所有跟他有过一段缘分的异性或同性，都对他的体贴、呵护、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有着一致的好评。她们中有的是富门闺秀，有的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有的是娱乐界的新秀或天王巨星，有的甚至是朋友家的侍妾、作为两人过命交情的某种信物和见证慨然相赠的。文化上、爱情态度上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但一旦落入了这个人手里，就这么死心塌地跟定了他。天生有女人缘肯定是一个方面，另外他的长相对他一生在脂粉堆里混也带来不少帮助。要知道中国古代的*才子虽然在书里都被说成貎如宋玉潘安，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什么的，实际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拥有一张可以跟赵本山、严顺开媲美的脸。个头也根本谈不上俊朗挺拔、如玉树临风，而是一个个都像排队等着要和武大郎攀亲家。只要是看过《清代学者相传》的读者，相信都不会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袁的中等身材以及不俗的容貌在这方面所占的便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还有他天生的那张利嘴，在家里天天涂蜜糖，把女人哄得团团转，到了外面涂的又全是辣椒粉，不仅令不喜欢他的人忌讳，对他的对头来说更是一件所向披靡的武器。尤其是他天生什么事情都能自创新调、强辞夺理，于无佛处说佛的那种本领。有人曾向他请教人可不可以好色，暗隐讥诮之意，他的回答是：“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既承认自己好色，但又声称从不去娱乐场所混，以显示自身正派，他当下很严肃地对那人说：你既言好色，又不找*，那你搞的一定都是人家的老婆和女儿了。把那人说得灰溜溜一句话答不上来。（“妓以色娱人者也，子好色而不好妓，岂人家闺阁子，将恣其所好耶？”蒋敦复《随园轶事》）

随园食事及其他（10）

从更深的背景上来看，乾隆嘉庆两朝国家的强盛和富裕，也为它的人民纵情声色、享受物质水平提高以后带来的文化生活上的崭新气象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这一点与现在的社会状态比较相象。看看秦淮河边那些装修得花团锦簇、通宵达旦营业的歌馆妓楼、以及大把往里面掷银子的巨贾富商，名人雅客，就对这一点有深刻的印象。这还没算上扬州那些钱多得没处去，只好烧着玩或扔在长江里打水漂的暴富的盐商。当然贫苦的人也不是没有，就拿与袁同为那个时代的著名文人的黄景仁、洪亮吉这些人来说，一生大多时候都还在为吃饭问题绞尽脑汁。这里既有彼此人生与艺术原则认识上的差异，也有对自己生活道路怎样安排和设计的问题。总的来说文人的日子显然要比以前好过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至像袁枚那样的人能够在情爱生活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基本上做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并不是十分让人意外。因为他的富有，也因为他在当时的国家拥有的如同现在的歌坛天王、影界巨星那样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个中心，时代的强光打在他略有几颗白色麻子的儒雅、机敏的脸上。就算他本人安分守居、不主动出击，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那个在皇帝的带动下，全国人民都以能写几句诗为荣的时代，那些伤春的少女、那些达官内眷、大家闺秀，那些风月场上的女魁首和演艺界的男同志，如何为他的惊世才华和明星光环所吸引。我们还可以想象，即使那时缺乏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没有伊妹儿和邮政快件，没有快递包裹，但那些锦书、泪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诗文的形式出现的发自内心的崇拜，如何固执地全国各地寄出，如同春潮涌动，差点要淹没了整座小仓山房。

袁枚不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将生活质量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确实是这方面做得最好、最为成功的作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敏感问题是他的生活来源。（哦！我们终于要谈到钱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敌人甚至朋友──　对这一点一向以来也深怀兴趣，并习惯以今天纪检官员的敏锐眼光对他的收入问题抱有持久的怀疑和警惕。也许在他们看来，袁偶尔于两江总督府中尝尝菜包鹿尾，在随园宴客时上一道醉西施舌或鸡汁石斑鱼作为压轴节目，那也算不上什么，但以一退职知县的闲身，终其一生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里逍遥自在，让人眼热乃至忌恨，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一点在他死后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袁生前对自己的经济来源事实上并无半点隐情与讳言，《随园诗话》的编辑与刊行在我看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