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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上的留影。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郑佩宜,以及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叶圣陶、万家宝(曹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分子兼文学泰斗,柳一直在香港从事地下党主持下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仅以革命*与*党派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柳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罢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孙中山、蒋介石等先后亮出过的杀手锏——他著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北京的毛柳冲突是否更有意思? 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毛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革命党人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国民党*身份参拜位于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二十日由李维汉、周扬召集的全国文联筹备会议上,柳意外地发现自己竟连常务理事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不禁令他大感沮丧和愤怒。同样,三月二十四日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日记里“尚未垮台为幸”的自我解嘲应该就是一个明证。这还不包括其间某政界要人对他诗作的公开诋訾,以及对接待部门将他安排在嘈杂的六国饭店居住、没有配置秘书和小车等的不满。由于主观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毛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款待在京*人士之便当面陈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预并迅速拨乱反正,应该符合当时情况下柳的心态与个人性格特征。可以假设是在宴后或席间的某个适当机会,柳将自己的委曲与怨恚向毛和盘托出、并有可能当场得到了后者口头上的某种承诺——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后三天柳一直在焦急与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宁。但事实证明非但他的情况与待遇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连已蒙董必武批准的由柳主持筹建华北文史探讨委员会一事,也因周恩来突然转达毛的意见,让柳立刻停止进行而告夭折。在这样几乎已经完全超过他忍受底线的情况下,近半月来的积怨与愤怒、连同对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怜自艾,犹如压抑已久的火山喷薄而出,并且迅速在纸面上凝固——这就是他那首广为人诟病的诗作《感事呈毛主席》的全部写作动机与背景: 。。
柳亚子的牢骚(10)
开天劈地君真健,说刘依项我大难。夺席传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生死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然而,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不仅再次出乎柳的意料,同时对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说,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费提供的生动精彩的政治课程。一个月后柳收到载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名句的毛的和诗。由于此前三日已有齐燕铭称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接他夫妇迁居颐和园读书养病,加上诗末“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两句给人的想象力,不免令柳原本浪漫的诗人头脑再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毛偕妻女前来他家做客,谈诗论文,几天后又抽暇驱专车陪他上中山灵堂了却拜谒夙愿等风光场面,更是让柳自觉给足了面子,以至前嫌尽释。为了略略表示内心的歉疚与错怪之意,在即兴写成的《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中他写下“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这样的转圜之言,显然已带有某些程度的示好与自我检查的意味。稍后所作《叠韵寄呈毛主席》一诗更显得像是自我批评,并公开表示“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这时,毛泽东的语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据早年坊间流传的一个毛诗注本所引未经证实的毛的原话,当时毛气呼呼地对他说:“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兵舰用的八百万两银子都给你,让你像慈禧太后那样好不好?”可以想象,这样尴尬的残酷的场面当然为柳所始料未及,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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