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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将对女性的鄙视表达得淋漓尽致，几千年的“性压抑”也就浓缩在这一句不祥的话里。因此，“五四”时代的闻一多就说，“女字和奴，在上古时不但声音一样，意义也相同，本来是一个字。”他点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一种真实现状。

古代把女子出嫁叫作“归”，视夫为女性的归宿；在词源上，“妇”是“服”，即“服于夫也”。至于有名的“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妇人，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更是将女性在裹好了手脚之外，还把思想和精神也用枷锁套了起来。

“性派对”行为者中的女性都十分痛恨这种散发着尸臭味的文化残片。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的陈思佳就颇为激烈地说：“‘性派对’不单是颠覆个人的身体，更是对传统的男权文化恶狠狠地捅上一刀！”

尾声：燃烧的文明“贞节”：祭坛上的献礼

应该说，躺在男权文化祭坛的是血泪斑斑的“贞节牌”，“性派对”行为者显然将它从高堂上取下来，砸得粉碎！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比生命还重要。这句话判处了多少“失节”女人的死刑，让多少优秀的女性沉入屈辱的“冤河”！

有人分析说，“三代”以前是贞节观念的史前期；春秋战国为贞节的萌生期。此时，开放的性风俗被视为淫荡，尤其是女性的性自由完全被取缔，两性关系受到礼教的严厉控制。

中国先秦流传有“古婚制”，对“贞节”二字小心又小心。男女成婚必须经过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就是男方家长找媒人到女方家里去提亲。

问名，指男方家携带礼物去女方家请问女孩子的名字与生辰八字，以便于回去在宗庙里正式占卜，看一看两个青年人的命相是不是相合。

纳吉，就是当男方在宗庙里举行的占卜得到吉兆后，备礼物遣人去女方家里报告占卜的结果，准备正式与女方联姻。

纳征，则是男方家向女方家赠送厚礼，两家正式订婚。

请期，是指男方家通过占卜订下结婚的日期，征求女方的意见。

亲迎，就是到成亲这一天，男方到女方家里迎亲。

从这个“古婚制”可以看出，婚前男女是没有见面的，所有的事都是由中间人去奔波，为的是让“贞节”在新婚之夜得到验证。

从此，“贞节”二字变得愈来愈沉重。

秦汉到隋唐以前为贞节观念的真正“确立期”。在此期间，“贞节”观念不仅问世了，而且还上升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忠臣”与“贞女”并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力整饬性道德，鼓吹“从一而终”。隋唐到清，是“贞节”观念的成熟与鼎盛期。自隋开始，就有“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以及“立格九品妻，无得再醮”的官方要求；唐代则成为“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元代更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晚节不易”；明朝在此基础上，又设立了“凡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的“定式”。

至清代，则鼓吹“室女守贞”，要吹捧殉夫的“贞烈”为“仁至义尽”。

从文化生长的土壤上来看，宋代理学的兴盛是“贞节”观念获得理论支柱的重要时期。

前面讲的程伊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他还主张男子不能娶寡妇，“凡娶以配身者，若娶失节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这样，使女子在不可“更”二夫的同时，又添了一层新的束缚——它由男性来完成。

是宋儒理学最先提出“未婚守节”的概念的。这样，使妇女提前进入“贞节”的樊笼。

而这种事，跟一些女性自身的“不觉悟”也有关：即迎合男权文化，自愿成为其中的殉品。有人还用“残体自伤”的誓志行为来为“贞节”高唱赞歌呢。

例如，战国就有梁国寡妇高行，拒聘不改适，以刀割鼻明志。自此，仿效者众，周郁妻戳鼻，魏溥妻割耳，王凝妻断臂，曹文叔妻刈耳又割鼻，清人方启祥妻为表“不二”决心，竟在脸上刺下“守制”二字，使“贞节”二字带上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正如“性派对”行为者桂妞所尖锐指出的：“这些可怜的‘女英雄’只知道伤残自己，为什么不把男人的‘根’割下来呢？”

尾声：燃烧的文明纹身的“荆条”

现代人“纹身”既是成人标记，又是美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