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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雨伞，“祝你好运，麦西。衷心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整个事情说来话长。

那是1953年3月上旬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我才十岁。那晚我正呆在佛吉尼亚州里奇蒙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听见门外楼梯木板响起吱嘎吱嘎的脚步踩压声，然后是我们房门打开的声音。我抬头望去，只见校长站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站在他身后，但这个人不是学校里的教师，也不是教工。他穿着一件长大衣，戴着一副皮手套，两眼紧盯着我，转瞬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校长开口发话道，“威廉姆，这位先生是来这里看你的。”他又颇带示意地看了看房间里其他两个男孩，“你们可以让威廉姆一个人呆一会儿吗？”

男孩们离开了房间，校长也离开了房间。那个人抬脚跨进房，并把门合上。他身材宽阔，一张严峻的脸上嵌着一双深凹的眸子，那平剪的发型和那锃亮的棕色高统皮靴在在透现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

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沉默着不说话。似乎他觉得将要跟我讲的话实在是难以启齿。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威廉姆，我叫卡尔·布兰尼冈。我是你父亲生前的同事。”他话语里的用词不由得让我一怔。是他所说的“生前的同事”。我仰头看着他，问道，“什么事，布兰尼冈先生？”

“威廉姆，恐怕我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是关于你父亲的……他死了。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这人就站在那里，再也不吭一声。然后我嘤嘤地哭了起来，但这个人却没趋上前来，拍拍我或哪怕说上一句安慰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是那么地孤苦伶仃。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楼梯木板又响起了那吱嘎吱嘎的脚步声。窗外，寒风呜咽狂扫着，一根树枝刮擦着外面的墙壁，发出一记又一记咯吱声和噼啪声。我无助地哭唤着我的父亲，但却没有他熟悉的回应。

然后一记凄厉的嘶喊声从我的内心深底处迸发出来，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息。这是一场伤心欲绝的痛哭，我根本无法制止住那不断涌出的眼泪。

我记得随后就是一阵狂奔，一阵漫无目的的狂奔。奔出学校的栎木大门，穿过潮湿、寒冷的佛吉尼亚田野，悲伤沉重得象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直到最后看见一条冰冷的河流横阻在前面大地我才停下步来。我扑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将脸埋在手里，巴望着我的父亲能回到我的身边。

过后我才略微了解到我父亲去世的一些情况。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死的，只说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而且是自杀。尸体已经在水里浸泡了几个星期了，所以实在不适宜让一个小男孩去观瞻。葬礼倒是有一个，但是对我的提问却没有更多的解释和回答，因为没有人会费神去跟一个小孩子细讲这种事情。许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些未被回答的问题仍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浮起。究竟是什么缘故？到底是在哪里？很长的岁月过去后，我才发觉到了真相。

十天以前，当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回到她住过的房子里，收拾整理她的遗物。没有掉泪，没有伤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跟她相依为伴过。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互相见面了。只是偶尔有一两张问候卡，或一封简短的信。我们之间从来就不象我跟我父亲那样来得亲近。我的父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了。我的母亲把我扔给我父亲一个人去照料而径自闯她的人生道路去了。

她在一个百老汇的表演团里当一名舞蹈演员，而对我父亲的了解甚至少过孩提时代的我。我一直猜想他们从来就没有融洽过。

她在纽约上东城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单元。给我的印象那个地方很是邋遢。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一把单椅，一些空的杜松子酒瓶，还有一瓶金黄色的染发剂，再有就是一些来自往日男友们和我父亲的信，全部用橡皮筋扎在一起，扔在床底下的一个旧罐筒里。

我看见了当中一封我父亲的信。信纸因年代长久都已经色泽褪淡了，四周修成花边形，呈芯草色。

信的日期是1953年1月24日。

亲爱的露丝：

来信只是让你知道威廉姆很好，在学校里表现不错。我将离开一段时间，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想要你知道（犹如往常一样）在我的帐户里有足够的钱，再加上我的职业抚恤金足以供你们俩人度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年代，不是吗？我听说他们在百老汇也修建防空掩体为了防备俄国人的威胁。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希望你也是如此。还有一件事，要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