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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婚姻家庭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显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其主要特点是：

1家庭正在从昔日的“生育合作社”和“经济共同体”向以满足个人需求，尤以情感需求为主的“情感心理——文化”群体过渡。家庭人口规模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每户平均人口就呈逐年下降趋势。户均人口数的减少必然使得家庭类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核心家庭（指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的数量不断增长。核心家庭的普遍盛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大家庭观念的淡化、自我意识的增强。

2择偶途径变化。通过自己认识的婚姻数量增多，而且破天荒出现了通过媒体介绍或网络成功实现婚姻的。择偶途径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交流增多，社会开放度增大。

3个人择偶和维系取舍婚姻关系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增强，家庭和单位组织对个人的选择的干预相对减少。夫妇关系趋向平等。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最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与改革前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就是夫妻间的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各自的独立性渐渐增加，与整个国家生活的*化趋势相一致。

4夫妻关系逐渐代替亲子关系，夫妻双方的心理、情感、文化等因素对于婚姻的存亡和家庭的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尤其是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上，相互独立性也明显增强。传统的那种父母把子女看成私有财产而加以任意支配的思想意识明显减弱。

5性观念开放，离婚率上升，以前被人们视为异类的单亲家庭、非婚姻同居家庭、婚外恋、*现象有增多的趋势。在离婚原因方面：因第三者插足而离婚的人数显著增多，全国范围内占总离婚人数的25％左右，沿海高达70％；同*不协调，而离婚的占34。7％，有的甚至高达60～70％（常诉感情和性格问题）因职务升迁、工作调动、异地就读等因素提出离婚的人增多；因价值观念分歧而分道扬镳的夫妻增多。目前，婚外恋已成为婚姻最大的杀手。

在习俗方面，沿袭千年的旧习俗，每逢春节、元宵，我国沿海内地农村都要举行一些活动，如“点灯”“分糕”“上族谱”等，显示“人丁兴旺、世代繁衍”。几千年来，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儿是不列入家庭成员的，因而这些活动便一向由“男丁”当主角，“女娃”是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的。随着经济的提高和意识的*，生女孩跟生男孩在习俗方面已没有多少差别，放鞭炮、摆满月席等一些过去专为添“男丁”而设的“程序”，现在也全部用在了女娃身上，而妇女上“族谱”的事也并不希奇。

女性地位的提高还反映在“元宵点灯”，“元宵点灯”作为家族纪念远祖而举行的一项重要活动，已传袭了上千年。按照这一习俗，凡新添男孙的叶姓人家，其祖父即是“新公”，而“新公”则必须在第三年的元宵节到祖祠“点灯”，以缅怀先祖、激励后辈。“过去生孙女的人家，祖父是不被当成‘新公’，也不允许去祖祠‘点灯’的。”现在不管家里新添了南孩女孩，祖父都可以扬眉吐气地参加“点灯”。

这就说明在我国不管沿海还是内地中‘男尊女卑’‘养子防老’等传统观念已被彻底摒弃，‘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真正得到提高。

………【第四节　城市与农村家庭各自的隐痛】………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由于社会转型的变化和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变化和差异。以人们的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极其敏感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中的进步与成就，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及矛盾。

从家庭所反映的困难和矛盾来看，主要是家庭的传统功能受到削弱，使它为其成员提供资源和承担责任的能力都降低了。市场经济中，以“效率原则代替公平原则”的价值取向，使处于普遍性的竞争职业岗位上的男人和女人面临着事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导致家人之间甚至夫妻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许多家庭由于其成员主观愿望的变化或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保障家庭群体的需求满足，甚至家庭内部出现剥削、虐待、暴力等破坏性的现象。

中国传统的择偶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三十年代起在大城市中开始倡导自由恋爱，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