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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以来的又一次理论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恰好相反：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对人权的桎梏而提出的，它要伸张的是人的欲望，世俗化正是它的根本诉求。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基本是沿袭这一取向，而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针对的却是正在滥觞的世俗化，一种过度人性化的状况。虽然它不是要从人间回到天国，但却是要从身体欲望的追逐回到精神关怀，反抗物质利益对一切精神价值，包括道德情怀和审美趣味的收买。他们把市场意识形态视为危害中国人精神生活品质的祸水，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它。“人文精神”的提倡看起来像是对20世纪80年代人文主义启蒙的一种否定。

与身处江湖的人文精神倡导者不同，生活在北方、较为接近于庙堂的另一些作家、评论家，如王蒙、刘心武、李泽厚等，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解放人性的启蒙使命，对“左”倾意识形态、一元文化专制和伪道学的流毒心存余悸，把之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大障碍。他们看到世俗化的潮流和娱乐性的倾向，对此具有相当强的解毒作用，可以作为武器或工具来使用，而对这种同样具有专制暴力的市场意识形态缺少应有的警惕。他们认为世俗精神和大众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而是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极“左”意识形态。他们先后撰文作出回应。北京大学的张颐武和南京的王干两位评论家还分别与刘心武、王蒙合作系列对话（通称“二武对话”、“二王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将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和倡导人文精神的学者，与极“左”思潮捆绑在一起来一锅煮。张承志等作家被有的人冠以“文化恐怖主义”、“红卫兵”、“希特勒冲锋队”、“奥姆真理教”等耸听的名号。一些倡导重振人文精神的学者，也被称为对着风车开战的“堂？吉诃德”。与此同时，被称为“痞子作家”的王朔等受到了较高的评价。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认为：“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咋咋呼呼，哭哭啼啼，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著、悲愤的装神弄鬼。是的，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王朔的文字“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但他的作品“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他平民化的思想和叙述姿态，让“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得如同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

灵魂的声音（6）

虽然早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韩少功就发出“灵魂的声音”，但人们还不好把他简单归入两个对立面中的一面。他从来都警惕站在一个极端来批评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或者说，他对两种意识形态都保持警戒，他要批评的是所有极端化的倾向。他批评恶俗化倾向，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物质生活的意义和人的身体诉求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倡导精神的无价，灵魂的高贵，同时也肯定世俗的必需，只是反对“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没有他人的‘世俗’；只有‘世俗’的肉体欲望，没有‘世俗’的精神需求”（《世俗化及其他》，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批判虚无主义和痞子思潮对人类道义和社会责任的无度销蚀，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它对极“左”意识形态和伪道学具有消解作用的条件下展开的。他反对灵魂的依附和堕落，同时也反对精神的洁癖。他反对伪君子，同时也反对真小人。他不像那些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作家那样，以市场意识形态来批判国家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也不像某些人文精神的倡导者那样以道义关怀来抗拒市场意识形态，对于王朔小说嘲解伪道学的假仁假义的意义，他也给予了适度的肯定。因此他被归入“温和的理想主义”（刘心武语）的类别。尽管如此，他也还是进入批评者的火力范围。他申斥流俗媚俗倾向时显现的昂然姿态，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