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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八八年是“王朔年”吧，流氓谁都不怕了一阵，都是劳动者，为着什么自诩为流氓？分明是怕着什么。那年已是当代了，今年也是，不过先前没觉得。

中国文学的时代划分，一般不是历史的划分。我尊重的划法是：1840年一个坎，1919年一个坎，1949年最后一个（当代），往里就不用再划了。同学在柏林劝我少读国内的书，跟鲁迅一个口吻；我当然觉得他是可理解且不可执行。大家都是文化构成差不多的读者与作者，互相哺育无法避免。

德国汉学家用垃圾比喻我国文学，客观性就算不足，还是蛮有激情的。被人家折损一次并不构成话题，但竟构成机会。不是因为我的博客可能不在德国人的假想敌里，即便我是个美女作家吧。

从文艺座谈会开始，共和国文学差不多就有，一路下来是打仗，建国后“十七年”，*，“重放的鲜花”，最后才有眼前的一点市场。作协之前是左联，作家之前是左翼，说左，总想着是瘦。洪子诚先生介绍过，“中国作协这样的组织，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发源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工作，一是确立当代文学应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当代文学确立规范，另一个就是建立专管文艺的全国性（也是惟一）的机构。”“这应该就是与苏联看齐的结果。”

体制如兹。世界上最难受的作文规律，就是不许跑题。作协是官僚生态系统，物质资源与话语权，早期空降，晚近也开始寻租，当然对创作起过积极的保障作用，但当“免于匮乏的自由”体现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检查，*，大讲特讲上，你有“免于比大”的自由么？

自由是自由，能自由选择自由亦是自由。有了不许跑题这意思在，主语前须置定语，宋体须印成黑体，万物皆驻。“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五十年后，这人发展为“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字当头，但“我”非本我。

不许跑题的文化，大概经历三个阶段。先是集体兴奋，继以害怕，第三次是犬儒。这在关心“道”重过关心“人”的大陆有验证。建国初期，理想主义尤盛，常望望光明的前景。那时以亿为单位计的人口，就可以对外国说不，而在内部的字典里没有不。一切都是跃进，还要大，难为了保守一点的人；“*”，现在叫浩劫，劫是佛门语，一劫多少多少万年。劫分大小，爱你一万年，可能真的不到半截劫。十年也肯称劫，是对十年的强烈否定。人在那时是怕人的，陌生人“路以目”，熟人还能打！人都打内向了。内向的民族可能有哲学，而难于文学。文学起码应教你外向啊。

当代之末，笔者发稿的年代，犬儒主义是否大兴，不便轻言。先说什么叫犬儒。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犬儒者则说，理论之树常青，而生命是灰色的。至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友谊和爱情的人，生命差不多灰了吧。王朔是犬儒主义文艺的普及者，但我不信王朔其人，会死忠于笔下的小说。王朔内心可能更多是温情主义，为流行，硬表现出次要的东西。

犬儒主义构成的作品也未必是垃圾，但被人用犬儒主义作为理解用具读过去的作品，很难振作。解构理想主义的刀是恐怖主义，此后就是远远地翘足望着，似笑非笑，笑嘻嘻，看客。

当代文学被指斥为垃圾，横向的缺陷更明显些。外国人难于将鲁迅与后人作比，毕竟比完了，就没有存货。鲁迅的好，是孤零零地在。扯平了看，都写点啥，此时异地的友邦人士写啥，相形而莫名惊诧。韩国文艺审查体制放宽，佳片马上跟着涌。压力压不出好艺人的。

有本土学者批评电影《无极》时说“在这个地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成为社会焦灼的核心；上层和下层的对立，成为喜怒哀乐最敏感的神经；即使是作为大制作影片主要消费对象的白领，也在为成为房奴而身心疲惫”，以此证浮躁何以为浮躁。浮是不实，躁是无序，躁就躁吧，以前从上至下“戒骄戒躁”，没有躁，就没得自由，没得“我是某某我怕谁”。现在躁了，好不容易躁回来些，偏偏带上浮。最顽固的，就是这个浮。

浮华，浮光。出版市场大概用这两个词尚吃得消罢，比垃圾要强不知多少，却终强不多少。作者非圣贤，孰能无难过。也都愿意乖一点增加安全系数，安全的秘诀就是选择尽量不可能让人对负面现实产生任何联想的题材。恶搞、玄幻、*、*、实用、致用、经济、管理。文学还是人学，但之前是人的学，之后是人在学。讲人的深奥，确实不是不知哪朝代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