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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58

我们可以想象，以刘开阔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够条件，在调查实物史料上，一定也会与1928年刚在广州和北京成立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样，有并吞八荒的气概。然而1940年的刘，面对的却是山河沦陷、国将不国的危局。“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动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们提问。流落边陲的刘敦桢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不管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上路，继续他的田野调查：

然语其大要，则四川汉阙、崖墓，与梁以来之摩崖造像，实为我国文化史中重要之遗迹。其中后二者数量尤多，分布亦广，亟待调查研究，以穷真相。川省地势，为崇山峻岭所环障，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时期，外部影响较难输入。惟一旦输入采用，成为定式，则又颇能维持较久时间。故时至今日，其一般建筑犹能保存若干古代做法，供治建筑史者之参考。云南境内，南诏、大理二代之佛教艺术，遗留迄今者为数颇众。其民居结构，为高原气候之支配，转与黄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诸省中，可谓独树一帜。惟黔、桂二省遗迹较少，且因地理关系，或受四川之影响，或濡染湘、粤二省之成法，致其现行式样，殊乏显著之特征可言。藏式建筑，在式样与结构上截然自成一系，其有待研求，自不容缓。然以地处边陲，交通阻塞，非今日人力、物力所能遍查。故权衡其间缓急，并斟酌工作上之便利，决先自云南着手，次及四川，而西康与广西、贵州又

次之。59

第18节：

而实际上，在刘刚上路不久，日军入侵越南，一下子把云南从大后方变成了前线。这迫使营造学社于10月随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其间延误了三四个月的工作。到1941年12月，刘已走过了云南、四川、西康省四十四个县，重点调查了八十多个建筑和附属艺术单位。他这部分工作，成为营造学社在西南调研的极重要部分。而刘很清楚，这些他足迹踏过的地方，“以各省之市、县总数言，不过占云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而已查各市、县内，挂一漏万者在所难免。故对此三省之建筑，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60

1944年，因印刷问题无法解决而停顿了七年的《营造学社汇刊》，在李庄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复刊。在《复刊词》（第七卷第一期）上，梁思成总结了学社同仁的西南调查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1932—1937年学社在华北、中原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经典官式建筑上，他们1938—1941年在西南的调查，建筑类型丰富了很多，而且也更加重视地方文化特征（图11）。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西南流亡使得营造学社的研究内容溢出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0年代初预设好的中国建筑史观念框架：

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但我们所曾调查过的云南昆明至大理间十余县，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陕公路沿线约三十余县，以及西康之雅安芦山二县，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的实物。就建筑类别论：我们所研究的有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等。就建筑艺术方面言：西南地偏一隅，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在我们调查范围者，多反映时代及地方艺术之水准及手法，亦颇多有趣味之实例，值得搜集研究。61

汉宝德和夏铸九，以及稍后的赵辰先生都指出营造学社不重视民居研究。62不管客观原因如何，营造学社对民居关注甚少，不能不说是他们研究的一大缺憾。林徽因和梁思成于1935年在《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发表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其最后部分仅仅简略地描述了一下山西民居特点，恐怕是学社在1930年代唯一的关于民居的文字。但是，如果我们细读他们“在路上”的旅程，也会发现，营造学社被“下放”到西南民间，似乎也促成了这批“精英知识分子”（夏铸九语）的态度转变。刘敦桢在1942年4月写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