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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第一点，也称“二重证据法”—将实物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最为人称道，因为它是对中国传统学者，尤其是对乾嘉以来的学者只专注文字考证的治学传统的重大突破。这三点中有一个共同倾向，也不容忽略，那就是王国维力图贯通中西学术的努力，而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成分。后两点毋庸赘言，仅就第一点来说，1900—19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考古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和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频繁来到中国，他们虽对中国文献的钻研相对较弱，但在中国领土上积极挖掘，频繁发现各种珍贵史料，这无疑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一批中国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外国学者工作方法和成就的直接回应：他直接吸收了西方现代史学中的实证科学方法，与中国的文献考证传统结合，这一改革使他成为促进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人物。9

我们知道，中国营造学社在1930年由朱启钤创立伊始，仍沿用乾嘉治学传统，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证工作。1931年梁思成加入学社，就任法式部主任，以及1932年刘敦桢到任文献部主任后，从根本上改造了学社的研究方法，开始了下面十几年的文献考证和古建筑遗物调查相结合的建筑史研究工作。梁思成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中明确称他的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10，这显然与王国维在1920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陈薇和赖德霖两位学者都曾撰文，认为梁思成、刘敦桢及其同仁在建筑史领域中传承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11但究竟是梁思成及其同仁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还是“二重证据法”已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成为大势所趋，而梁思成和刘敦桢自然地融入到这种潮流中去？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不管怎样，我认为与其抽取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某个孤立的点，来推测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之间的联系，不如整理出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考察它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思想之间的种种可能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认识。

第4节：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史学界确实是个创举，对后人也有巨大启发，比如，傅斯年在1928—1937年的考古发掘就可看作是王国维工作的延续。但王国维在方法论更新上却没有系统论著。相形之下，胡适的理论成就更为突出。在胡适心目中，他的老师杜威就是西方科学主义、科学方法的代言人。在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时，胡适特别强调它“不是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而是一个“哲学方法”。胡适把这方法概括为两步：一是“历史的方法”，二是“实验的方法”。12所谓“历史的方法”，胡适在1919年的《实验主义》中解释，西方哲学界在考察历史演化上，一直沿袭黑格尔的观念，直到实用主义一派哲学家，才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发展出一种新方法，叫“thegeneticmethod”，胡适译为“历史的态度”或“历史的方法”（有学者译为“发生学方法”，我认为更准确）。按胡适的说法，该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13。tenluo

换句话说，研究历史，就如同研究生物进化过程一样，考察事物的发生原因、条件、成长过程与后果，并以此来确定其意义。那么，同是研究历史的“演化”，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杜威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thegeneticmethod”区别在哪里？杜威实际上将黑格尔与达尔文“嫁接”在一起。他仍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持续进步的观点，但清除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由某种内在意志、本质和理想驱动的目的论（teleology），转而采纳达尔文的经验主义方法。14杜威认为思想家应从追求本质、追求在智识上一劳永逸地把握历史规律，转到持续不断地关注具体事物的发生和变化，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15

所谓“实验的方法”，胡适说包括三个方面：从具体事实和状况，而不是从玄虚命题入手；将一切学说、理想和知识都当作待证的假设，而不是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必须用实践来检验。简言之，“历史的方法”专注于考察事物的前因后果；“实验的方法”则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6

胡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