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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垄断作为刺激社会两极分化的推进器，违背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价值学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原始市场经济理论，超越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计划经济理论，从而解放了生产力，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原始市场经济学说缺乏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支撑，所以，在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市场表现出很多短期行为。

中国这轮经济增长开始之初，其实是一个重估土地价值的开始。于是，珠三角一带率先兴起以廉价土地作为优势吸引外资的招商引资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也吸引了沿海其他城市，于是，海南、汕头、湛江、北海等城市纷纷开始大规模圈地，很快兴起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土地引发的资产泡沫的热潮，并以泡沫破灭而告终。

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反思这一轮土地泡沫引发的经济变革，没有认真考虑作为人民币币值最大支撑的土地究竟具备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财富分配体制符合中国国情，而是陷入了姓“社”姓“资”的理论争论的误区。这场争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力主坚持下，放弃争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首次提出工资和价格改革。

但是，全会并没有能完全分析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为了稳住公务员，那次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连在一起，公务员大幅地增加工资更推进了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现在看来，整个物价上涨是由珠三角和沿海地区高估了土地价值而引起的，整个社会商品开始短缺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当时最畅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他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协调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商品短缺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我曾两次通读这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关于土地财富的分配和土地价值在经济增长时期的估值原理。现在看来，也许是亚诺什·科尔内先生也没有关注到土地估值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所以，《短缺经济学》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本质问题。

那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比较功利，大多研究微观经济学。所以，厉以宁研究股份制有点成果，便成为人们推崇的“厉股份”；曹思源研究企业破产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人们便盛传“曹破产”，等等。

而缺少严格意义的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大家，使得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够系统地阐述土地财富的估值原理和分配原则，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在第四条中，对经济适用房作了一个定义：经济适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这里面加入“商品”二字，一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型住宅的性质，否定了中国土地财富的分配原则，文理不通，而且无法解释“保障”二字究竟如何“保障”，从而导致商品住宅开发占据95％以上住宅供应的恶果。普通民众实际上从此失去了住房保障，也自然无法享受到土地财富的增长成果，这种结果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引发了资产泡沫。　。。

中国式地王，高房价的起源（3）

土地价值的过度高估，实际上是货币币值支撑力的大幅减弱。中国的货币没有同黄金挂钩，所以，支撑货币币值的主要是土地和其他国有资源。这些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因此政府具有整合资源、发展经济、提升国力、造福民众的职责。

评估一国的土地价值有很多指标，如果要建立数据模型，那可能比GDP还要复杂，所以，发达国家都没有从事这样艰巨的工作。但是，很多国家吃了不少苦头，最典型的是日本，土地价值的高估导致日本经济崩盘，失去了2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美国是个例外，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主要是黄金，因此，黄金价格暴涨之时，就是美元出现危机之日。

对于中国来说，土地价值的评估主要依托国民收入的增长，国民收入综合水平的增长又与GDP和CPI息息相关，一起组成对应土地价格增长的相关数据。所以，如果土地价格暴涨，考验的是人民币的币值。

1988年因为土地价格增值过快，资金、信息、人才纷纷向土地集中，造成产品短缺，引发通货膨胀，这给管理层造成错觉，反而以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形式化解危机，结果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财富分配更加失衡，不得已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