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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音阳性，有明显腹水。一按；肿胀的下肢就有一个深深的凹坑。我心中一紧；病人重度心力衰竭。可能是风湿性心脏病所致。

我下了口头医嘱：让处置室护士，给病人挂上吊针，吸上氧气，静推了“西地兰”。病人稍有缓解，我即打电话联系住院。病房护士告知：“没床。连走廊都加满了。”我不禁皱起眉头，病房总是没床，让危重病人咋办呢？小迟见状，提醒我说：“病人这么重，要不找两个长凳，把门板抬进观察室搭个床吧。”

我想起前不久那桩“死亡病案讨论”，不由得有几分提心吊胆，小迟虽然年纪不大，可有四五年工龄了。我讨教她：“怎么办？”她倒也实在：“你问我，我问谁啊？你就请示上级大夫呗。”“请示谁呢？”“颜大夫是科头，熊大夫、林大夫都是主治医生，请示哪位都行。”“那你说请示谁好呢？”小迟转了转眼珠：“谁给你近乎，你就找谁呗。”我只好学乖地叫她一声：“迟姐，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你就给出个主意吧。”小迟睃了我一眼：“嘴倒挺甜的，谁是你姐呀？。”但还是说：“要是我，当然找科头。她是官太太，家里有电话。”

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忙打电话给颜主任，颜主任对我的请示挺满意，回答也挺干脆：“就先加进观察室吧。交班时写清楚，有问题再打电话。”我如释重负，连连向小迟道谢。小迟颇为同情地说：“当大夫也不易啊。”

（１２—90）

北国的春天是美丽的。人们走出漫长严寒的冬季，脱去臃肿的棉装，放飞心情。

今年的五一节气氛分外浓烈。煤城的百货商品齐全，摩肩擦踵，顾客盈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一年多的经济复苏，人们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节前节后，医院组织了各种活动，还开了运动会。人们暂时忘记了政治上的桎梏，开始讨论国家大事了。报章上除了成篇累牍的“学雷锋”，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道。“阶级斗争”的大旗又扯了出来。政治学习重新开张，工会还发票，组织职工看一部新拍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一样，让人捉摸不定。

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敏感的，陈慧就是一个。而我，虽然经历过“反右”，但没有切肤之痛，也没有亲身体会。一日，陈慧酒后吐真言；那年，他刚结婚不久，由于年轻，他那位幼稚的妻子，为了向党献忠心，竟把他们夫妻间的私房话当作思想汇报，险些被打成右派。幸有贵人指点，方化险为夷。他戏言自己是漏网的鱼，不得不圆滑一些。

他告诫我：“人最容易好了疮疤忘了疼。”而今又喊出了列宁的名言“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刚刚消散的阴影又不时的掠过我的心头，我反省自己，为了生存，必须夹紧尾巴做人。

小小的急诊室，十几名医护人员，也充满着火药味；熊和林之间似乎是新旧之争，而颜和熊林之间又有党内外之别；我慢慢摸清捋顺了一些关系，坚持着不参与、不介入。但对他们的“技术”分岐，我却饶有兴趣。

观察室留住了一位七旬老太，来了好几天了，诊断上一直有争议，老太全身黄染，两只眼睛和巩膜像桔皮色，时发上腹绞痛，痛得在床上辗转翻滚，呻吟不止。肝功能化验，除了碘反应阳性外，均正常。转氨酶也不高。熊大夫诊断黄疸型肝炎。而林大夫说是胆结石，梗阻性黄疸。折腾了两天，病人陷入了昏迷，抢救无效死亡。

病案讨论时，各执一词　，熊说死于肝坏死，林说死于肝胆系感染。我查了不少书，一时也难以对号入座，似是而非。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一位先哲说过：病人是摆在医生面前的一份试卷，答对了，病人就转危为安；答错了，就难以挽救。因而临床经验的积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医学理论必须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内科病人往往靠分析病情，作出诊断。尸体解剖明显滞后，尤其国人对遗体发之于父母而不肯毁损。难怪行内人说“外科全靠一把刀，内科全凭一张嘴”，孰是孰非很难判定。学海无涯，医学道路上更是学无止境。

（１２—91）

急诊室的病人多。值夜班，晚十点前几乎没有闲空，午夜病人少了些，但里里拉拉不断，更不用说睡觉了。

下班后，先去食堂垫补垫补肚子，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卖饭窗口摆着鸡蛋、粽子，恍然想起今日是端午节。这个纪念伟大爱国诗人的节日，几乎全国都吃粽子。奇怪的是北咸南甜倒了个个，北方的粽子都是甜馅的，大都豆沙、红枣之类；而在南方不但有甜的，还有咸的。馅有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