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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体贴，仍如医生一般（先生和师母已在1993年、1994年相继过世）。幸好那碗热腾腾的姜汤，我没有被寒气击倒。想起当年在火车东站，又说好话，又求人，又动手搬箱，天不怕地不怕地将二十多个大纸箱子快速地过秤，怕人不接我的货，因为过了今天，就要等上三天，我当时汗也累出来急出来了，一个箱子没抓紧，掉地上砸了我的脚，我也顾不上痛。等送完箱子晚上回家脱鞋一看，大脚趾全红肿脱皮不说，那血流得我满脚趾头都是，又全干掉了！

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的大表哥自杀后，他的书本，已经装满了我的养父（我称大舅父）的柜子；我几年前从吉林大学寄回去的几个箱子，将大舅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我看着一屋子的箱子、盒子，头也大了，眼也直了。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7月22日学生考完试，23日学校放假，同时毕业生也毕业，我将于26日去美国，时间很紧。我一共教了数理化三个班。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一部分同学将我整理出来去卖的书本子和去烧的东西，全拉到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废品回收处；另一部分同学，则帮我将七八个纸箱子装到学校借来的一辆小货轮上，代我送去北京火车站来学校的代办处。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我们在北大办的“英语俱乐部”，每周六晚上，我请上勺园的外国留学生，给来俱乐部的学生轮番讲英语故事，读英语诗，弹吉他，然后自由对话。两个小时的活动最后变成五个小时，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到后来二百多人，黑压压地站满、坐满学三食堂――英语俱乐部的所在地。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他的这首歌，使他的家乡西佛吉尼亚，从世界版图上跃出，为世人瞩目。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从美国的圣路易市搬到东部的波士顿，那是博士学业完成后，去波士顿与丈夫团聚。丈夫最初也在华盛顿大学念书，后到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然后在波士顿128高科技圈洲际公路旁的波士顿电脑公司工作，我于是北上，带着一大卡车书和家具――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给的，或是从旧货店买的，或是拾荒来的，在波士顿求职安家。（其实，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在华盛顿大学求学和教书期间，我常往来于圣路易市和波士顿两地，我对波士顿并不陌生。）波士顿才是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女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妇产科医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顿，我在波士顿找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报纸，手指也翻黑了，而且还经过了七次面试才得到的。我没有商学院学位，没有银行工作经验，没有香港客户源，更不是哪位世界级富豪的女儿，舒利文（Sullivan）这家美国金融企业与华尔街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能在美国经济的冰点期――1992年，在拒绝了一百多名面试者后最终决定雇用我，现在想来，也还是奇迹。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79楼层的办公室随9&#12539；11大楼被撞而消失，我再无法面对那一片心痛。后在银行客户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在新泽西州创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中美跨国银行提供“重量级”的将才服务。

如果不是因为1995年我在华尔街繁忙的工作，和每周、有时每天乘“班机”从波士顿低空飞行四十五分钟去纽约上班，而吵着要搬到纽约去开拓公司在华尔街的业务，我和丈夫也许就会相对永远地呆在波士顿了，丈夫也许就会在波士顿电脑公司渡过一生，而不会进入华尔街从事风险控制的工作。但是，喜欢往前走的我，迫使他也改变了生活旅程。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3

我的第六次搬家是在1996年初，我终于说服丈夫，自个儿先从波士顿搬去纽约，替我所在的波士顿总公司开辟纽约业务。做华尔街业务不去纽约不行，而每天或每星期往返纽约也跑不起，太耗公司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