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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接收履历表的初级阶段。）有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甜甜的拒绝，便大声喊起来：“I　need　to

talk　to　your　boss；

Mitchell！”（我需要跟你的老板米切尔直接对话！）也许被我的怒气或我的绝望震惊，这甜甜的声音顿了一下后对我说：“Can　you　hold　a

second？　Let　me　see　if　he’s

free。”（你能稍候？我看看他是否有空。）我为自己的好运暗自庆贺，心想这下一定成了，能和雇用经理直接说上话了。但等了足足一分钟后，等来的却是一句客套话：“Thank

you　for　holding。　Mitchell　is　in　a

meeting。”（谢谢你等候，米切尔在开会。）“要开多久呢？”“不知道。”“我能继续等吗？”“不用。”电话挂了。　这样找工作4

在以后的七天里，我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过去，米切尔要么在开会，要么在电话上，要么见客户去了，最后一次是他出差伦敦了。不管是真是假，总之，他没有时间给我。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救了我。拿着电话发呆的我，那天突然灵机一动：我将第二个电话直接挂到了总机，请总机接线员接转公司总裁。这“胆大包天”的举动，给了绝望的我一线生机。电话接通了。

这里，我得打断一下。1992年，我去舒利文这家公司工作前，我曾有过一段让人心碎的炒股经历，这经历我一直想瞒着，因为回忆起来太需要勇气，但对我后来的求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十来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循着报纸去一家大陆人开的炒外汇中心去炒外汇，结果这家公司没有合法手续，被联邦政府给查收了，仅三天，我失去了全家的积蓄：一万七千美元。查封关门的那天，我们这么多可怜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想到的、谈到的都是街上那可怕的到处卖房子的广告，卖车的广告，失业工人手牵手在市政府门前做成的人体广告：“我们要工作。”站在被查封的公司门外；我眼前的街上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小狗小猫，跪在大街的十字路口，脖子上挂着一大块厚纸牌，上写：我们要零活（Odd

jobs）。希望有人雇他们去割草做家务。现在，我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我还跟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至少还可以领救济金，而我还领不到，因为我那时还没获得绿卡。当时我可真恨透了自己，我必须找份工作！我和朋友心急如焚地离开大楼，在被查封的公司外面转了很久不敢回家。我后悔万端当时不该去炒股，但钱已经丢了，该怎么办呢？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丈夫的失望，不愿让他伤心。我和朋友在河边放声大哭，哭够了，我们无处可走，只有回家。回到家，坐在家门口的阶梯上等着，月亮和星星早已出来，洒在波士顿的夜空。我不知等了多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家。丈夫早已知道丢钱的事，他看见我进屋，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人没有出事就好。他把我的手抓得好痛，然后告诉我他下午出去把车卖了，也刚回家。

“车卖了，你怎么上班？”丈夫刚在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离家十多里路，没车怎么上班？

“换了一个便宜的车。”这时我才知道丈夫将他花六千五百美元买了仅仅几个月的七成新的红色皇冠小跑车，以四千五百美元卖了出去；又用五百元买来一辆十多年老掉牙的旧车，虽然能开，但很破旧。唉，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曾经是多么喜欢那辆红色的拉风小跑车！

“至少我们能有几个星期不用担心交房租，而且，我很快就会有薪水。”

我的眼泪哗哗地滴淌在他的手上，同时发誓要在股票市场或跟金融有关的地方把钱找回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手上还抓两把土！

八个月后，当我从公司拿到我的第一笔分红：扣掉税后的二万四千美元，我将丈夫约出去吃午饭，然后欢天喜地地和他一起去看车。我要给他买一辆当时在男士中最流行的红色日本跑车米亚塔（Miyata），那车很亮丽，只需一万八千美元，丈夫摸着车，十分喜欢，可坚决不买，把卖车的美国大个子急得流汗。结果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在他的建议下送了他母亲八千美元，我的大舅父八千美元，其余的，我们自己留下。

在我等公司接线员转接电话时，我把最坏的结局已经想透了：不就是公司总裁不接我的电话吗？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能失去的已失去了，别人不要我，我得不到这份工作。谁知总裁秘书接到我的电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