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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班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分不清好坏的科研体制

中国学术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教育界分不清楚学习与创造的衣钵，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数量”和“质量”。请先看下面一份最典型的学者介绍：

“×××，教授，博导，我国××领域的权威。著有《×××××××××××××××》、《×××××××××××》专著，发表论文几十篇。”

这份介绍的特殊之处是，它详细列出了该教授所有书的名字，而论文的数量连个精确的数字都不给。中国学术界为什么如此重视书而忽视论文，因为中国人相信，书的字数比论文多，更有“份量”。只是这里的份量不是质量上的份量，而是重量上的份量。实际上，上面这位教授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也只不过是国外理论的介绍，除了可以起一个教材的作用，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据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有“家”吗？）到美国访问，拜见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会见结束的时候，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请诺奖得主送他一本专著。“我没有写过书。”诺奖得主的回答让这位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大地吃了一惊：“您这样的大师没有写过书？”“没有，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写。”诺奖得主肯定地说。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搞明白，一个人连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怎么能得诺贝尔奖？

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很可能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两年中国要搞“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将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更大的大学。

如果你把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论文悄悄地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中国来评奖。我可以保证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得奖，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由于对“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之前听说过卡尼曼这个名字的恐怕只能以个位数计。可是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一个1979年就已经发表的、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二十多年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相反，有人去警告中国经济学界不要“跟风”。一位网友评价这个“跟风”警告时说，“跟风是在搞清楚风向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连风向都搞不清楚之前，请不要奢谈什么跟风”。

看来我们是真的失去了“理性”。

一支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科研队伍

近几年，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过多种反思。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反思中鲜有提到科研人员自身的，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今天，我就来摸一下这只老虎的屁股。

如果说中国的体育是拿职业选手和人家的业余选手竞争；那么，中国的科研则是拿业余选手和人家的职业选手竞争。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科研人员，脑子里两件最重要的事是：升官和发财。升官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伟大的天才，在中国只要一当上官，就基本可以宣告他的学术生命的结束。我就不展开了。发财我手边刚好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真正的聪明绝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可惜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股票上，从真正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硬是炒到腰缠万贯的大款。

我到国外访问，发现国外同行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学术。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访和两位同行在一家餐厅热烈讨论到深夜一点的情景。我们自己开学术会议，吃饭时讨论最多的是工资多少，课题里能赚多少钱。如果有一个人一直都是谈论学术学术，他给别人的印象借用上海话就是“没花头”。中国人是比别人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