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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十月的几乎是横扫过来的大雨淋得透湿。悬崖峭壁间的水气憋得他们透不过气，使他们昏昏欲睡，打不起半点儿精神。在上路的第三天，一头骡子被牛蛇吓得发了疯，带着它的主人，拖着全部鞍索跌下悬崖。另外七头跟它挂在一起的骡子也未能幸免。八头骡子和主人的惨叫声，直到几个小时之后还在悬崖下的峡谷里隐隐约约地回荡着。那令人心碎的惨叫声，多少年后都未能从费尔米纳的记忆里抹掉。她所有的行李也随着骡子一起滚下了山谷。从那场灾难发生，到可怖的惨叫声在谷底消失，那段既象是一瞬间，又象是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既没有去想那可怜的死去的骡夫，也没有去想那些跌得血肉模糊的骡子，而是为自己的骡子没有跟那些受难的骡子挂在一起感到深深的惋惜。

这是她第一次骑骡子，倘若不是她断定永远再也见不到阿里萨，再也得不到他的书信的安慰，路途中的险恶和无数的艰难困苦她本不会觉得那么难以忍受。从旅行开始，她就没有跟父亲说过一句话。她的父亲也是一副难堪的样子，除非不得已，也不跟她讲话，或者通过别的骡夫给她悄话。他们走运的时候，可以找到一家开设在羊肠小道边上的小客栈，在那里可以买到山队吃的食物，然而她拒绝用餐。他们向客栈租用麻布床，上面布满了一片片汗渍和尿迹，脏得令人作呕。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印第安村落里过夜，集体睡在用两排柱子和普棕桐树叶搭在道旁露天的公共卧室里。所有到来的人，都有权在那里呆到黎明。费尔米纳整夜都难以合眼，她害怕得浑身出冷汗，在黑暗中她听到旅客们在悄悄地忙碌着，把他们的牲口挂在柱子上，随便找个什么地方挂起吊床。

傍晚，当头一批行人到来时，村落里是空旷安静的，第二天清晨，那里就变成了嘈杂的集市。吊床密集地挂了一层又一层。山里人蹲在地上打着吃儿。拴着的小山羊晖阵地叫着。斗鸡在主人的背篓中昂起脑袋扑打着翅膀。受过训练的山狗知道战争的危险而不敢吠叫，只是呼味呼呼地伸出舌头喘着粗气。这些贫困的景象，洛伦索·达萨是司空见惯的，他在这一带做了半辈子生意，几乎每天黎明都会和老朋友相遇。这一切对他的女儿来说，却是极度痛苦的。一驮驮成站鱼具哄哄的味道，加上她本来就由于思念情人而食欲不振，终于破坏了饮食习惯，她不思茶饭。如果说她没有因绝望而发疯的话，那是因为她总是从思念阿里萨中得到一点宽慰。她毫不怀疑，她再也难以回到他的身边去了，她必须忘掉一切。

另一件使他们常常胆战心惊的事就数战争了。从旅行开始，人们就纷纷议论，他们有可能和分散的小段巡逻队遭遇。骡夫们教会了他们如何识别自由党和保守党人，以便随机应变。他们常常遇到由一个军官指挥的骑兵小队，他们是来抓兵的，他们把抓到的新兵象牛犊一样拥在一起，让他们跟着马队拼命地奔跑。被这些可怖景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费尔米纳，已经忘记了她心目中的那个传奇式的人物，把目光转向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天夜晚，一支不明党派的巡逻队绑架了商队中的两个骡夫，把他们在离印第安人村落大约五公里处的一棵树上吊死。洛伦索·达萨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让人把尸体放下来，按照基督教的礼仪埋葬了他们，以表示庆幸他自己没有遭到同样的厄运。他为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绑架者用猎枪筒捣他的肚子，使他从睡梦中惊醒。一个衣衫褴褛、脸上涂着黑烟灰的指挥官，用灯笼照着他，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

“我既不是自由党，也不是保守党。”洛伦索·达萨说，“我是西班牙平民。”

“算你走运户指挥官说。他举手向他告别，高声喊道：”国王万岁！“

两天之后，他们走到了美丽的平原上，热闹非凡的瓦列社帕尔镇就坐落在那里。院里在斗鸡，街角上响着手风琴的乐曲声，骑士们骑在良种马上到处奔跑，爆竹声僻吸啪啪响个不停，洪亮的钟声回荡在镇子的上空。另外，那里正在安装一个焰火发射架。费尔米纳甚至没有察觉到这种欢闹的场面。她们住在她的舅舅利西马科·桑切斯家里。舅舅带领着全部年轻的亲戚，骑着全省最好的良种马，热热闹闹地来到公路上迎接他们。在火焰的轰鸣中，他们跟着欢迎的人群在镇里的街道上走着。利西马科·桑切斯家位于大广场上，靠近多次修葺过的殖民时期的教堂，从那些宽大而阴暗的房间，以及从果园前面那道散发着甘蔗酒味的走廊里看去，它更象一家大商店或加工厂。

他们刚从马上下来，会客室里就挤满了许多陌生的亲戚，他们那过于热情的亲昵表示，使费尔米纳心烦意乱，简直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