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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酿成兵祸。这从萧衍父子的例子中就不难看出。

第三、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南朝时期本来就多社会、政治动荡，因此很容易便会在动荡中形成较强大的军阀势力，他们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然而朝廷又不能不依仗他们维持既有的局面，最终受到朝廷猜忌（或本怀野心）、骑虎难下的他们往往就会取旧政权而代之。比如刘裕建立刘宋、陈霸先建立南陈都是这种形式。

第四、君主自身方面：南朝皇帝中，除开国皇帝外，基本多是些昏庸无能之辈，他们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也容易被手下所控制，最终以至丧失掉自己的政权。比如那位被萧衍废杀掉的齐帝萧宝卷。

第五、传统政治因素：南朝时代政权更迭频繁，这就膨胀了那些握有实权者的野心，而且朝廷也往往对他们很不信任，一旦不需要他们时，往往就会加以贬抑，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就萧衍及其父兄的例子中可以见出。

这些只是南朝的一些自身因素，北方强大的外敌威胁也是不能忽略的。总之，这个问题既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具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历史现象，而应该具有其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由性。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南梁的败亡或者说萧衍的败亡并不应该全由他一人负责，虽然这不是必然的，但亦非偶然的，时代的悲剧特色从根本上加剧了萧衍的人生悲剧。

如此，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生平志愿的追求——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

2、惟学为能变化气质

从梁武帝萧衍的一生看来，他前后期的表现自是颇为不同。在他登上帝位以前，虽然仍可谓是一个富有文武才艺的难得之士，却又难免有些雄猜阴狠、善弄权诈的政客作风，而且他也是一个热衷权势、贪恋女色的人物。然而，自他登上帝位不久，似乎马上就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和虔诚的佛教徒。这似乎有些让人不解，难得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他的善于“伪装”吗？

清代学者王鸣盛对此曾指出：“梁武帝本齐明帝之谋主，代为定计，助成篡弑。后竟弑其子东昏侯宝卷，伪立其弟宝融，而又弑之篡之，并尽杀明帝之子宝源、宝修、宝嵩、宝贞，又纳东昏侯之妃吴氏、余氏以为妃，乃舍身奉佛，以麦为郊庙牺牲，一何可笑。”又说：“愚谓帝之信果报，正为于心有所不能释然者，故欲奉佛以禳之”（《十七史商榷》）。也就是他认为萧衍有一种赎罪的心理。

而且他也颇让人诟病的是，在台城被困的最后时日，他为了求生，遂不得不自破戒律，食用了鸡子（鸡蛋）。而他死得更可笑，就在他弥留之际，他已不能进食，“疾久口苦”，这时他便向侯景索要蜂蜜，可是被拒绝，一直忿愤而终。这的确让人有些百口莫辩，只是我们却不得不说佛家的素食传统本就是萧衍开创的，他能够以身作则、始终如一当然再好不过，可是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偶一破例，似乎也是他本人的一点“自由”。不过在那种家国破碎的非常情势下，他或许并没有拿出足够的气节来，尽管他也为自己破戒而内心痛苦，可是这终究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愈至他的晚年，他愈加昏悖有加、怠于政事，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这一点也很像乾隆。可是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对他的（清谈误国）批评、攻击就有些不尽情理了，也把萧衍在政治上的失误与文化上的贡献混为一谈：“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

孔子云：“仁者寿，智者乐”。其实，不管萧衍称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但起码仁者的贤名还是非他莫属的，他曾经那样地信奉道德感化的力量。尤其，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指出的那样：“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也许正是长期的倾心向学与帝王的责任感，才促使萧衍在登基以后思想与行为上产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

3、巨大的历史影响

萧衍对于中国文化、文明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乃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当时其敌国的东魏丞相高欢也曾感叹道：“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种斯文的向心力自然与萧衍的努力分不开。

说到最为直接的影响则莫过于文学方面，萧衍父子无疑带动、熏染了后世最高统治阶层的风雅爱好，像他们之后的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人都非常崇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