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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秘密警察的手里，信件会被一一打开，如果发现似乎含有政治敏感信息或有用信息，信件内容将被复制。同样的保密性缺失也让几兄弟放弃了对外交“信袋”的使用，当时这种信袋由特定的信使从一个首都递送到另一个首都。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别无选择，只能雇佣私人信使，他们最晚在1814年便开始了这样的做法。问题是信使的开销十分庞大，兄弟几个也经常因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信使使用过于频繁，运营成本便会上涨；如果不使用他们，重要的消息又会延误。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信使抵达也相当于警告竞争对手可能有重大消息出现，于是写给第三方的信件有时会倒签日期，信使也化装出行，避免引起对手的注意。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成本不再是一个问题，信使的使用进入正常化：仅1825年12月这一个月，巴黎分行派遣了18个信使到加来（然后再到伦敦），3个去了萨尔布吕肯，一个去了布鲁塞尔，还有一个去了那不勒斯。对信使的使用似乎让罗斯柴尔德兄弟上了瘾：1827年，萨洛蒙因为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在圣诞节当天下午10点从维也纳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使而勃然大怒。

不幸的是，就如通讯领域的任何一种发明一样，没过多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也开始使用同样多的信使。此外，没有一个信使能足够快地达到目的地：詹姆斯1833年抱怨，一个从伦敦来的信使“竟然晚了一个小时”，这也是资本家对于更快速的通讯持久渴求的一个经典描述。从1824年起，信鸽也投入使用，尽管很明显，罗斯柴尔德兄弟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只用信鸽来定期传递密码：“信鸽传出去的信中，AB意指买进股票，消息利好。CD则意味着抛出股票，消息利空。”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铁路、电报和蒸汽船的发展开辟了通讯的新时代——这也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息优势“窃取”交易变得更为困难。在詹姆斯第一次提及“电报通讯”的信件里，他向内森抱怨说：“这里的人们信息非常灵通，因此没有任何机会做任何事。”到1840年时，卡尔建议巴黎不要再派信使前往那不勒斯，因为蒸汽轮船和信使一样快，而且只会让一些“小投机者”觉察到一些东西。另外重要的一点是，1830年之后，媒体的审查变得宽松了很多，无需再通过私人信件来传递如此详细的政治消息：到19世纪40年代，纳特例行地让他的兄弟留意法国报纸，而10年前，他的叔叔詹姆斯则要亲自写下刚刚发生的政治消息。

因此，实际上只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约从1815～1835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对其他的通讯方式有真正的优势。在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为那些他们希望拉拢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1822年，夏多布里昂在伦敦期间，收到了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通过她“忠诚的罗斯柴尔德”寄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同年在维罗纳以及1825年在普雷斯堡，梅特涅使用了萨洛蒙派往维也纳和伦敦的信使，而且很明显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胜过他自己的信使。这种做法也随即风行。到1823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消息”是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的日常事务之一。1826年，有消息说：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罗斯柴尔德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通讯；同时也负责重要的个人信件。

1826年，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小危机爆发时，正是罗斯柴尔德的信使将维莱勒的劝慰信送给了梅特涅。184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最杰出甚至最有权势的忠诚“客户”，是年轻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可能是后者——他的叔叔利奥波德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将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服务介绍给了维多利亚。阿尔贝特登陆英国伊始，他就（通过他的心腹顾问克里斯蒂安·冯·斯托克马和他的英国秘书乔治·艾恩森）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讯。不久，维多利亚也与他一样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同时还托付罗斯柴尔德家族安排小型的银行服务甚至是预订旅馆。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