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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农业与花卉的发展，可见事在人为。当然以色列又依靠了高新技术，我们要很好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用水量大的项目，要建在丰水地区，切不可先搞建设，然后临渴掘井。

*的这一批示向全党、全国各级领导机关传达之后，郭开的“大西线”调水工程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各阶层的关注，正当人们仔细研究贯彻细节时，长江、松花江的特大洪水，成了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依然回到中国缺水问题的研究中。

2003年3月24日，周子健病逝。

经他的作用，郭开的调水方案送达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案头并得到及时的回应。作为一个事关中国前程的巨大课题，“大西线”调水工程计划不再以纯粹民间状态存在。它已经进入决策层视野，并开始进入酝酿动作阶段。对此；周子健功不可没。

“大西线”调水怎样解长江险患（1）

长江功德无量，但脾性暴戾，有待驯化。三峡抗洪能力有限，难负驯化长江之重任。朔天运河将长江上游洪水引向北国，从根本上解除了长江水患，还能有效保护三峡及三峡上下的黄金水道。

朔天运河能使百河受益，首先获益的就是长江。

长江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中，4/10是以洪水形式注入大海的，这仅是寻常年景。遇到灾年，麻烦就更大了。

长江历来水患多。

据历史资料记载，自唐至清近1300年间，长江水灾共223次。其中，唐代洪灾16次，平均18年1次；宋元79次，平均年1次。越到后来，洪水灾害越频繁，仅20世纪30年代就发生两次特大洪灾。1931年的特大洪水，灾情遍及川、鄂、湘、赣、皖、苏6省，淹没农田300多万亩，死亡14．5万人，汉口被淹3个月之久。4年之后，长江再度水灾，淹死14．2万人，财产损失无数。

长江洪灾大多因暴雨而成。

川西地区多年平均暴雨日在5天以上。其中的峨眉山到雅安一带，多年平均暴雨日数为6．7天，该区1938年出现日雨量565毫米的最大记录。人们将这里称作“雅安天漏”、“西蜀天漏”。这里多年平均降雨日219天到264天，为我国大陆降雨日最多的地区。雅安一年中降雨历时平均达2397小时；峨眉山年雨时平均在4144小时，年降雨量和洪水量大得惊人。另一个暴雨中心位于北川、安县一带，多年平均暴雨日数为6．9天，安县曾有24小时577．5毫米的特大暴雨。

这些暴雨，加上四川境内其他地区的大面积降雨，这就形成了川江大洪。

这股洪水冲出三峡地区，给荆江以下河段带来了洪灾。

荆江是指湖北枝城到湖南城陵矶这段长江干流。因为它流经古荆州地区，人们称其为荆江。

荆江流在平原上，河道蜿蜒曲折，水流宣泄不畅，来自川江的泥沙沉积河道，使河床远远高出了地面。为了保住平原，人们只得加高堤身。千百年来，荆江在沙淤、水涨、堤高的恶性变化中形成了黄河似的“悬河”、“地上河”。这是枝城到藕池口的上荆江的情景。

藕池口到城陵矶为下荆江。这段河道特别弯曲。两端间的直线距离不过80公里，实际河道却有240公里。江道弯弯，时而向南，时而北拐，大大小小16弯，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洪水宣泄不畅，加重了对江汉平原的威胁。如遇下边的洞庭湖或汉江同时涨水，上下顶托，荆江的洪水威胁则更严重。一旦大堤决口，水从10多米高处冲向江汉平原，势必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人们常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为了分泄过量的洪水，降低荆江水位，减轻大堤压力，这里兴建了荆江分洪等一系列分洪和蓄洪工程。1954年长江发生了50年一遇的洪灾，荆江工程开闸分洪，保住了荆江大堤免受坍塌，并减轻了武汉及中游地区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次洪灾，加深了人们对治理荆江的认识，其后若干年来，治河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那年冬季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了进一步增大荆江泄洪能力，人们根据河道流向趋势，因势利导，将最弯曲的中洲子和上车湾两个弯道进行裁弯取直，扩大了荆江的泄洪能力。并使荆江河道航程缩短了60公里。

通过加固荆江大堤、荆江分洪、下荆江截弯取直以及沿途湖泊蓄水等一系列工程建设，大大加强了荆江的抗洪能力，1998年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除了百万军民的英勇奋战，荆江水利工程的可靠基础也是一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