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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们的音乐课，我们唱着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真正的流行的经典歌曲，如《乡恋》《妹妹找哥泪花流》，也唱《游击队歌》《啊朋友再见》，将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鬼子进村时的音乐填上词，操起一根木棍或扫帚，踏着并不规范的正步，挺胸猛唱：“松井的裤儿落了！落了！……”，还有一个妇人，一把将教室的门推开，并不顾及我们正在上课，神色张皇，径直问一个离她最近的女孩子看没看见她的小女儿（放学后，我们在村前池塘边的菜地里就听到她和她男人凄惨的哭声，原来他们的小女儿掉进池塘淹死了），还有教室旁边的那段陡直的坡地，一俟雨天就害得我们上上下下极度难受，倘若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一骨碌滚摔下去，弄得浑身稀泥……啊，我的夏蝉一样的小学生活，被风带到哪儿去了呢？天若有意，即使是只给我几秒钟的时间看到那段岁月的投映，也好啊！

走过柏杨湾（那儿，我从未晤过面的二姐长眠着，小小的坟墓早被光阴刈为平地，青草和柏树在上面疯长，后来，母亲也长眠于此。），我童年的村庄以一个模糊和陌生的形象触及了我的神经。原先整个地以富丽、紧凑、辉煌、大气和完整的地主大庄园的形式呈现于世的布局，因为住家户的搬迁（这些住家户大抵是因为迷信，或因为口袋里有了不少的钞票，想盖一座更大更好的房子而将自家的房子拆解），这个偌大的庄园就被“五马分尸”了，零零散散的房屋孤立地耷拉着，完全将我记忆中的一体化的村庄和嬉戏于其间的童年生活分解了，离散了，连记忆就这样被故乡的人们给捅开了无数窟窿。农耕文明在建筑上的一大特色就是居息之地的相对集中，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强大的向心力使他们的生活稳定在一个固有的模式和集体意识之中，团结、和睦、亲密、爱戴，彼此相对又互相依靠，生命在其间有了相当的安全感，自由感，这种具有极大保障系数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人们的心态，心态稳定，劳作也就成了快乐，闲暇时光安谧恬淡，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成了使命，也就成了文明。也就是说，对土地无以复加的依赖和抵触的复杂情绪使他们杂居在一起，闻得鸡犬之声，怡然自乐，却又忧心忡忡。就这样，生命的天地就这样形成了，开阔了，谁也无权，也无法将其破解，支离，出卖。但现在景况不同了，物质上的增长，外来信息的渗透，使过去活在“既定宿命”中的农人隐隐意识到了生命的某种极端自然造成的懒惰和自闭，极端朴素而造成的麻木和落后，并由这些现象造成的不公不平现象，或者是他们朦胧的意识开始灵醒，曾经枯萎的梦也开始发芽，那是未曾企及的梦，生命之树上充满希冀的绿，使他们慢慢地开始松动生活持久的麻木、严酷的束缚和强盗式的宁静处境，于是，有的人出去了，如众多的打工者，有的人将老屋拆解，在村前村后村左村右的菜地、干田或坡地上，重新建构他们的家园。这虽然不能说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着所谓的打破了什么传统模式，但对生存空间的拓展，对生存状态的调整和对生命的自由的深刻领悟，使他们有了自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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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无意有意的“破坏”行为，一种崭新却又极为陌生、惊奇却又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一种冷漠的但又似曾相识的景状，一种深度的失落，一种丢弃却又能拾起而又拿不准的不安，一种必须重新安排情节却又理不出头绪的叙述，一种由生到死圈定的归依之地、却在倏忽之间领略到世事巨变、让人突然找不到归宿的万般感喟，一种仅有一层窗户纸的隔阂却无法捅破的感伤，啊，一种局外的尴尬却又亲切的惶恐……

一群孩子在院子的一角害羞而又新奇地望着我，我一个都不认识。

以前，以前呢座在无数个夜晚，尤其是明月高悬、清风爽面的夜晚，我们席地而坐、而歌、而舞，或者听一段趣味横生的故事、做几个游戏、唧唧喳喳地闹了很久的、被人叱骂、被人记忆的院子，大院子，也被我们叫做院坝，宽敞闪亮的院坝，而今也只能以半个巴掌去形容了。邻居，左右的邻居将他们的房子极大限度地扩张了出来，占据了院坝的很大一部分，院坝就再也不是一个完整、标准的长方形了。在靠近我家的那小块院子，由于常年无人走动，已经长出了嫩绿的青苔，历历在目，墙脚处布满了畜粪和家禽的毛羽。进出院坝得经过一道门，我们都叫它中门，现在看来，它就像一个隐喻，我们的出入都必须穿过它的修辞学，使它不再被简单地看成是一道门。它的两侧，似乎永远堆着一堆由木棍、棉花杆、麦杆、稻草组成的柴堆，曾经有一个小伙子藏在里面而却让人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