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页)

想，一个用来满足部分“商业贵族”利益的诡计，许多宪法的批评者还吸收采纳了这一坦率直言的对统一政治经济体系憎恶的观点。其他人希望在各州模仿新重商主义的政策，这些新兴的企业家和商业农学家希望使收入流到国家控制的商业银行，国内经济的改良仍然保留在州政府的控制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联邦主义者朝着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协调的经济体系迈进的过程中，他们代表了领土扩张、内部改良和制度改革的需求，并盗用了这些措施的语言，但是一些最重要的正在出现的经济激进主义，将于未来数十年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

。　想看书来

早期国家主义时期（1）

大多数美国人至少暂时同意了联邦主义者关于扩张、发展以及国际性的观点。当第一届大陆会议着手于建立一个税收体系，以使政府能够运转和偿还部分战争债务时，在1789年的五六月份随着宪法通过之后，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经济的热情得到了支持。代表们很快批准了在独立战争和邦联时期曾被各州破坏的关税准则。这些在1816年之前一直增加的关税，为联邦政府提供了大约90％的收入，剩余的10％则来自于周期性的公共土地的出售。联邦主义者力图用这种收入作为发行国债的前提条件，公债基金也得益于国际声誉的提高，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

1789年大陆会议的第二个措施是《吨位税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通过对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征税来增加收入，其征税的根据是船只的规模：最高一级的税是一吨50美分，这是对所有外国拥有和制造的船只征的税；次一级的税是针对所有外国拥有的、但是美国制造的船只开征的；而对美国制造和拥有的船只几乎不征税。该法案的双重效应一是赋予了美国航运者相对于外国航运者更为明显的优势，二是几乎把所有的竞争者从沿海贸易和北方渔业中排除出去。事实上，大陆会议代表所作的主张与英国政策制定者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83年他们制定的反对美国商业的《议会法案》得到通过。

《吨位税法案》在大陆会议内引起了少数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其目标基本上是保护美国的航运业。即使是忠诚的“土地均分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同意立法机构要用智慧立法，“通过补偿性条款以最大的可能利用海洋”和“保护在商品运输中出口者的平等权益”，目的是在未来能够与外国进行更为互惠的贸易。　但是，当大多数代表支持将《1789年关税法案》作为一个保护主义的适当尝试和政府收入的一个有价值来源时，反对该法案的声音却在大陆会议外出现了。关税和吨位税措施让当时人更加意识到，“南方和北方总是大陆会议中的两股分裂力量，这种思想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分歧总是自然存在的，并将和联邦一起并存下去”。　不仅仅是部门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一些手工业集团也对某些特殊商品征税不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关税保护的程度太低了，以至于不能有效地阻止外国货物的进口。

直到联邦主义者或称汉密尔顿主义者之前，这些对法案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变得太重要，也提不出额外的能够激化大陆会议内部和公众争论的议案。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即所有大陆会议的代表以及许多美国人，都在密切地关注着政府是否会容忍：控制政府基金和战时债务偿还事务的那些人，已经掌握了潜在的大量权力。在1790年，有不少事情仍然是不清楚的，比如政府是否偿债了？即使偿还了，是在什么情况下清偿的？是由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偿还的？罗伯特·莫里斯对于大陆会议外部那些显赫的公共债权人的压力非常敏感，于是要求大陆会议的同行们建立一种有政府基金支持的长期国债制度，以部分支付从独立战争以来政府所欠下的债款。他主张发行新债来偿还独立战争时的旧债，并对原持有人和后买进者采取无差别的偿还政策；而且，只以进口关税收入偿还国债的利息部分，本金由受制于大陆会议的中央基金来管理。只有这样的一个基金，才能使联邦政府具有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提高了联邦政府在国内外的声誉。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案。17世纪末期，英格兰银行采取这样的政策方案时，背后也有同样的理由，独立战争初期，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借用了英格兰银行的做法，用以向北美大陆军和供应商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汉密尔顿被要求准备一份报告，要把莫里斯于1790年1月提交给众议院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具体化。他在报告中写道：国债总额已经超出5　400万美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