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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民主”到“财绅民主”到“谁的民主”，我在三个部分设计了三章“三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他们会变成俄罗斯式的寡头么？民主，浙江有机会吗？我在这些自问自答中，毫无保留地兜售了个人的体认和判断。余下的十二章，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客观记述。新闻记者忠于事实的品操守则，迫使我记述民主故事的时候，从不敢像报告文学作家那样合理想象。何况，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本身，远比小说精彩。

一个徜徉在民主理论中的人，总痴想着在发现一个新世界的同时，发现新的理论。很遗憾，我没有做到。过去的一年里，我翻阅过大量讲述民主理论的书，从西方学者集体写就的《民主的历程》，到本土学人，时常去西湖边散步的浙江大学博导河清著于法国的《民主的乌托邦》。看的越多，心思越乱。我无法由过去和现在的民主体制的历史对比分析，创制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援引古希腊城邦共和时期的罗马民主史，去阐明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融入民主生活的历程，即便是和中国同样国土辽阔民众贫穷的印度民主史，也难以与浙江的民主作恰如其分的比拟。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相信，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当代的民主原则大概只能从当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发现。倘若以三权分立和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民主原则，衡量浙江民主中的革故鼎新，我们对为人类经验所检验过的真理的感受，将是五味杂陈，譬如，以新闻的编辑独立原则，考量温州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合谋，就难以用欢迎的姿态，迎接这个既有利于人大代表履职，又受到底层民众普遍赞誉的民主新事物。

的确，浙江的民主，还在半路上。但我执著地相信，民主将在全中国范围内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来到。虽此，我不停地告诫写作中的我，避免被美好的期待遮蔽发现黑暗的眼睛。通读的人们将会发现，我写的不是一篇颂词，尽管我格外欣慰于财富引来的浙江民主的变革。半年前，我拜会自东瀛归隐于西湖畔的林来梵教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浙江大学宪政研究所，恳切地说：我们在由近及远的民主观察中，可以充满喜悦地期待，但不能放弃戒备。

当多元民主势力闪现在我的眼前，我对财富民主的警惕心态，稍稍变得松弛。我见过一个在西湖边长大的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坚持以劳工代言人自居，不懈地为那些已丧失主人公感觉的工农大众代言。我还见过为一个桌子上摆着《契约论》的温州官员，曾为竞选村官的新富们设计过一个旋即被市府废除的制度紧箍咒。他们是财富民主的拥趸，却不肯包庇财绅民主的黑与灰。他们期待西湖不仅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

以今天的情态观察之，西湖既是穷人的，又不是穷人的。旧时代西湖南岸被官商权贵分割蚕食的景象，已被执政党的民本思维所摧毁。我跟做了一辈子寻常百姓还在做百姓的母亲说，自南宋建都杭州千年来，沿湖而居一直是特权者的身份的象征。听说身边就是国民党高官私家别墅的旧址，母亲觉得做了一辈子寻常百姓还在做百姓的她，好幸运。

旧式权贵和他们的后人迁走了，不知在西湖附近居住了多少代的穷人，也被“拆”字撵走了。住在均价每平方米万元以上的新房子的主人们，推开窗户就可以对着西湖吟咏“浓妆淡抹总相宜”。前些日子，母亲对去年秋天去杭州工作的堂妹说，你可要找个有钱的婆家，要不，西湖再好，你也待不住呀。

母亲不懂得民主的道理，一辈子也没有投过一次票。可她知道，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设若我为之关注的浙江的民主，只能让穷人在富人的天堂讲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断桥边白娘子的故事再动人，又如何？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

金钱铺设了一条通往权力大门的新路。当昔日的瓦匠、鞋匠、学徒、车间工人、高考落榜青年，凭借惠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财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权的人民大会堂，我相信新兴的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业已为中国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这就是我试图论说的浙江的民主。过去的20余年里，浙江人冲破了阶级和贫穷的藩篱，过上了只有相对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体无意识地催生了堪以称作“浙江的民主”的新现象。

勾勒这一独特现象的容颜，解释这一独特现象何以生成，是我写作此书的要旨。但，夸奖不是我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我还想追访它的特性、意志、偏见和情绪，我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